人物》我們都是故鄉的異鄉人 最像哲學家的政務官─鄭麗君

人物

哲學系的背景,讓鄭麗君比一般政務官更熱中於形而上的思考。(攝影/黃威彬)

1986年5月19日的龍山寺前,數百名「暴民」正與大批警力對峙,一年後,國民政府宣布解除長達37年的戒嚴令。在那樣的歷史現場裡,出現陳水扁、謝長廷、鄭南榕等人的身影並不奇怪,但如果把畫面拉遠來看,會發現一旁的巷子裡,其實還藏著一張熟悉臉龐;那樣貌雖稚嫩了些,卻不難認,一看就是我們的眼前人──鄭麗君。

由於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被控制的虛假世界,當年巷子裡的女高中生開始試著反抗體制,於是參加各種學運、社運,以及民主運動,之後更在因緣際會下從政,如今已是二度入閣,成了過去立委任內質詢的對象──文化部長。從此,她開始回應自己,以往的質詢內容則直接轉為待辦清單。

前一週才在小白宮(臺博館南門園區的物品倉庫)宣布「台灣數位模型庫」正式上線,受訪當天,鄭麗君忍不住吐了點苦水,「我覺得比較辛苦的是說,很多文化工作是眼睛沒辦法馬上看見的,必須很長期才看得見,……但是,台灣的政治比較習慣去做眼睛看得見的事物,像是蓋場館,卻很容易忽視背後的系統。」

「像我講文策院講了兩年,可能大家都覺得它只是一個法人,一直到上週我們3D數位模型出來,看到《北城百畫帖》那個DEMO帶了,這幾天才有人開始感覺到說,原來我們文化科技應用還需要一個平台去授權,……」在訪問的前二十分鐘,她幾乎一邊喊著不好意思,一邊又不停說著文策院的重要性,只因為立法院的臨時會正在倒數,希望藉此爭取更多《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被納入的機會,可惜,最後並未如願。

《北城百畫帖》是一本充滿奇幻色彩的漫畫,出自台灣女漫畫家AKRU(本名沈穎傑)之手,如今正由導演張永昌改編為影視作品。不過,由於故事背景設定為1935年的台北城,因此不少歷史建築的考據、還原成了一大難題,其中,又以早就消失的「菊元百貨」最具挑戰性,最後則是靠著文化部「台灣數位模型庫」裡頭的3D數位模型才得以重現世人眼前。

只用一個簡單的例子,鄭麗君便在我們面前勾勒出心目中一個政府該為民間建構的支持體系,「整個生態系是重要的,過去政府可能是給一個團隊輔導金,但他們什麼資源都沒有,也沒有所謂的影視基地,光是做一個故事調查,可能就要研究老半天,然後動畫又很貴,再加上後製……結果只好越拍越簡單,也因為這樣,台灣的類型劇才都出不來。」

1991年4月7日,鄭麗君與7名同學在台大校門口發起「要求國會改革、修憲」絕食活動。(圖片來源/鄭麗君臉書)

施政如作畫,先打底、再上色

接掌文化部兩年以來,鄭麗君施政一如作畫,攤開偌大的藍圖,上面盡是黑白之間的淡灰色線條。根據她的說法,目前各種打底工作已然到位,就只差行政院、立法院點頭送上顏料了;比方說,一部延宕二十多年的《文化基本法》可用來重塑官員的文化治理觀念,《國家語言發展法》要確保各種母語不再消亡,《公共媒體法》與《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則是台灣文化進軍國際的關鍵。

在台大土木系待了一年,大二轉念哲學系,她的研究領域從地下到了形而上,沒想到一入閣,又得回頭做起打地基的工作。兩年前,在她的建議下,行政院成立了文化會報,於是,一場由下而上的改變正持續發生,「過去,我們的國家政策比較缺乏文化視野,因為這涉及跨部會討論,所以中間就需要很努力去溝通,……這兩年,我覺得自己最重要在做的,其實是翻轉整個政府,讓它從政策到治理架構都能回到以文化為核心的視野。」

談事情,她有個習慣──先給架構,再補充細節。所以接續剛才話題,她以全台兩千三百多處的有形文化資產為例,把聚光燈直接打向中央、地方手上的各三成文資,「我剛當部長的時候,各機關幾乎都不編文資預算,自然沒錢維護,很多首長會來跟我說:『鄭部長,我這邊有一個文資很棒,你們要不要來幫我們做一個博物館?』反而像台北機廠這種有開發價值的,就要求我們編列預算去購買。……但經過溝通,現在很多都解套了,因為大家慢慢有了概念。」

如今,不少部會正試圖將文化治理納入施政方針,也開始編列起相關預算,談到個中訣竅,她不自覺地壓低音量,像個女高中生說小祕密似的,「它是需要被操作化的,而且怎樣操作化到組織治理、行政管理裡面,那是一種內在、細微的面向,很多魔鬼其實都藏在這些細節,……有一些是我從第一次入閣(青輔會主委任內)就看到了,這兩年才試著去翻轉它。」

台灣人失憶卻認為正常,荒謬一如《異鄉人》

或許是哲學系的背景使然,她說起話來總帶有幾分哲理。比方說,談到台灣歷史記憶的斷層,她一句「我們都是故鄉的異鄉人」便與法國作家卡繆的《異鄉人》有著某種呼應──故事的開端是一段冷靜而平淡的自白:今天,媽媽去世了。又也許是昨天,我不能確定──而類似的荒謬感,在她眼中,似乎也存在多數台灣人身上。

「台灣因為戒嚴統治,讓我們不夠認識自己,我們隱約知道我們遺失很多、流失很多,卻又認為『嗯,這很正常。』其實,失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憶了還認為正常,……要知道,很少有一個國家是在不認識自己的情況下發展文化,因為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文化是累積的,然後不斷去發展,並且很渴望把它呈現在世界上。」她第一次察覺失憶,則是在高中時期。

針對那關鍵的一天──1986年5月19日,她曾經回憶,當時北一女宣布提早下課,老師們還特別提醒學生:「學校附近有暴民行動,要趕快回家。」但,當時已一頭栽進哲學之海的她對於各種事物都存在強烈好奇心,便決定親眼看看所謂的「暴民行動」是怎麼一回事,沒想到卻發現了教科書以外的世界,更因此受到民主啟蒙,「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自己是活在一個被嚴格控制的虛假世界裡。」

1986年,仍是北一女學生的鄭麗君曾目睹鄭南榕等人發起的反戒嚴「519綠色行動」。(圖片來源/鄭麗君臉書)

昔日做不成台灣文化社長,今天當部長

「也因為完全不認識自己的歷史、地理,還有文學、藝術,所以我去讀了很多鄉土文學,然後,那時候台灣的新電影,像侯孝賢、楊德昌啊……不管是從書中還是個人的經驗,他們都用自己的角度想要去了解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歷史,所以《悲情城市》也談二二八。當時大概就是很多人想要找回自己,是那樣的一種過程。」

正因為察覺失憶,她有種急切想要認識台灣的衝動,於是開始追劇,「我去廟口追布袋戲、歌仔戲。」之後,她更在台大成立掌中劇團,也因此有了一段插曲,「我還記得,我大一和一群朋友,要成立台灣文化社,但是在當時,名稱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還不能成立耶,你可以想像嗎?所以我們就繞一個路,成立了掌中劇團,……我最近才想到,際遇實在很巧妙,我當年不能成立台灣文化社,結果我現在當了文化部長。」

在台灣,爭取自由的過程像鑿冰,冷冽的威權高牆既白且厚,得花上幾世代人才能鑿成今天的模樣。她說,過去因為白色恐怖,許多藝術文化遭到壓抑,後來隨著台灣新文學運動、鄉土文學論戰、新劇運動、民歌採集運動、小劇場等等,如今才慢慢走出自己的文化面貌,「所以,重新連結過去,其實是一種厚實台灣生命力的過程。」

一身黑白,捍衛理念也出入告別式

望著眼前的鄭麗君,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莫名感受:白色西裝外套底下是一身黑,領口滾著一圈銀邊……喔,原來和前一週相同、再前一週也差不多──她的穿著有百分之八十是黑與白,對比卻強烈得恰如其分──在將近兩個小時的訪談中,一談起文化政策,她的條理分明,盡是政務官該有的理性,但提到人權相關議題,又幾度感性至哽咽不能言語;那一身的黑白既要捍衛政策理念,也必須出入各種受難者家屬的告別式。

對國民黨來說,如果中央黨部裡有一塊「顧人怨排行」的看板,那鄭麗君肯定榜上有名,因為自上任以來,她總是高喊轉型正義,並死咬著白色恐怖議題不放。這天,面對藍營各種批評,她先淡淡地說,正義與人權應該超越黨派,因為當年的受害者其實不分統獨、不分性別,也不分族群,「如果心中藍綠的眼睛越強烈,什麼事情都先辨識它是藍或是綠,其實就越沒辦法進入本質去討論。」

「我們現在希望的和解,都是希望受害者出來說他們不再追究了,說他們可以原諒。但是當一個人的家庭遭受這樣的破壞跟傷害,在不知道當年是怎麼造成的情況下,他要怎麼去原諒?……你想想看,當年還小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現在都七八十歲了,如果我們這一代老去,還是不清不楚的,那麼下一代要從何問起?有家屬就告訴我,他已經七十幾歲了,有一天他走了,很可能連他父執輩到底發生什麼事還不知道。」至此,我們已接近她理性與感性的交界。

情緒潰堤,一群等不到人權館的前輩們

當話題來到前兩個月剛揭牌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她的聲音開始顫抖,類似畫面我們看過,是六年前她質詢前部長龍應台的一段影片,談的一樣是人權館,「兩年前,我開始推《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立法院問『鄭部長在急什麼?』我說,每個前輩我都承諾他,至少可以成立人權館,但是我上任以後,已經送走好幾個前輩了,……像明天,我要去參加郭前輩(郭振純)的……他都在記事本寫好了,五月要去綠島出席揭牌,可是他四月跌倒,去不了了。」

「我們那天在綠島揭牌的時候,早上大家還算高興,但是中午吃飯的時候……」回憶起前輩們的一字一句,她一度哽咽至不能言語,中間喝了幾口水,又試圖清了幾次喉嚨,卻還是只能勉強擠出一絲苦笑向我們表達歉意,直到四十多秒過去,聲音才又重新接上,「很多前輩突然間就把碗放下來,想起他們獄友今年走的、去年走的,想說如果還在的話……所以他們就問啊:部長,為什麼沒有能夠早一點?」

「我也很想早一點啊……我剛上任的時候,跟很多前輩都承諾過,我一定用最快速度把它成立,年底也確實把法案提出來了,但是,我們就是要經過這整個體系、程序,然後大家就是很多懷疑的態度,賦予很多政治想像。好不容易經過了兩年才形成社會共識,對他們卻是一輩子的遺憾啊,等不到真正的轉型正義,他們連等一個博物館都……」這一段話,她說得委屈,在避免情緒潰堤的同時,連聲音都被壓得扁平。

過了好一會,她終於回到了政務官該有的冷靜,「哎呀,我下次一定不能再……抱歉,不好意思,我每次講到還是忍不住,實在是……我覺得我下次講應該不會了。其實,那些前輩長期在博物館當志工,他們每一個人的餘生志向就是要做人權教育,那博物館只是一個很基本的,時間才是最大的敵人啦,因為很多人還是跨不過心裡那個……政治的障礙,就是用太多眼光在看這件事情了。」

提起白恐受難者家屬一一離世卻等不到真相,鄭麗君幾度哽咽至不能言語。(攝影/黃威彬)

缺乏同理心,社會正義只會淪為空談

鄭麗君出生艋舺(萬華),放學從北一女回家,路上是重慶南路的書店,於是,高中時期,在尼采、沙特等存在主義名家的帶領下,她試圖尋找自己的人生價值;後來的馬克思則教導她「哲學不該只用來描述世界,而是改變世界」,以及羅爾斯的《正義論》裡的自由與平等原則......。

以前在立法院,您質詢到人權館議題好像也很激動?談起信念,哲學的氛圍漸濃,她說:「因為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個公共事務嘛,如果沒有那種基本的同理心,其實你就沒辦法真正去奉獻,那有時候就變一種政治,很容易回到自己黨派的利益,或者說是自己的政治生涯……被工具化了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那種基本同理心的能力其實很重要。」

當哲學家思維開始蠢動,政務官就免不了頭疼,在一場理性與感性的拉扯下,接著我們便聽見了這麼一段語焉不詳的內容:「我覺得……我自己在政治環境,我覺得……嘖……那個流失得很快,嗯,就是……有時候很……應該說,那是最基本的,但是往往不見得是……」或許是發現怎麼講都怪,她索性換一個話題,「欸,你剛剛說我念哲學,今年法國高中的哲學會考剛公布嘛,他們今年有一題是問:『你是不是一定要遭遇不義,才能理解什麼是正義?』這一題已經出現第二次了。」

一旦突破關卡,她當下回復辯才無礙的政務官本色,「演講我常常舉這個例子,就是說,你不一定要親身經歷啦,但這個社會如果沒有能夠設身處地的能力,談正義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正義不是靠法律強加,去規定說要照顧弱勢或怎樣,社會正義就是彼此在不同位置,但可以同理,那才有可能,……像我們太少去討論這種層面的東西了。」

那從這個角度看,您覺得國家領導人要具備哪些條件?她大笑:「我不敢評論。」

訪談結束,幕僚們開始催促她接受下一場採訪,鄭麗君還是耐著性子多留一會,回應著我們一些比較敏感的「閒聊」,但離去前,她像突然想起什麼,多補充了一句:「那個……如果我有那個……聽起來像在批評政府的,你們幫我……哈哈哈……再幫我一下啦,有時候講得太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