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大校長:孔子很少談「利、命、仁」

書摘

科技不斷進步,解除大自然給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解除物質給我們的限制;管制不斷放寬,解除制度給我們的限制。(圖片來源/unsplash)

作者簡介    

孫震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獲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經濟學博士。歷任台大經濟系教授、台大校長、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元智大學遠東經濟講座教授等職。現為台大名譽教授、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董事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孔子很少談論利、命與仁

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和梁惠王的這段對話,大家大致都耳熟能詳: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孟子梁惠王

在另外一次對話中,孟子說: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

義和利都是人生追求的終極目的,也就是固有價值。利不僅指物質利益,即所得與財富,也包含社會利益,例如地位和名聲。人需要一點物質才能生存發展,也需要被社會接受與肯定,才會覺得人生有意義,值得努力。義屬於倫理的範疇,表示對他人利益的關懷、尊重和維護。利雖然重要,但是我們如果過分重視利益,強調利益,違背義的原則,則不但不能為別人接受,也會引起衝突,以致失去利益。如果整個社會的文化是孜孜為利,以致破壞社會秩序,動搖社會和諧、安定與有效運作的基礎,則大家的利益都無法得到。

義利之辨

《易》曰:「利者義之和。」利是做了很多正當的事才得到的結果。所以孔子很少談論利,不是認為利不重要,而是因為利在每個人心中已經很重要了,不宜多加強調。

梁惠王就是魏惠王,他是韓、魏、趙三家分晉後的第三代君主,僭稱為王。魏國在魏文侯和魏武侯時期都很強大。魏文侯曾師事孔子弟子子夏學習經藝。他善於任用賢能,身邊的師友有段干木、田子方等高士。有一天,公子子擊,就是後來的魏武侯,在路上遇見田子方,子擊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沒有還禮。

子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資治通鑑周紀一》)

魏文侯知吳起善用兵,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武侯有一次:

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到了魏惠王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魏惠王一直打敗仗。因為西敗於秦,失去少梁,今陜西韓城市和合陽縣之間,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稱梁惠王。所以他見了孟子,亟欲請教國家富強之道,然而孟子只告訴他儒家的標準答案-施仁政可以百里而王。可惜梁惠王聽不進去。

孟子的義利之辨對後世儒者有很大影響,讓許多人以為追求利會傷害義,甚至心裡想著利也有失為聖為賢之道。朱熹對子弟經商只給予維持衣食無虞最低限度的認可;這也是朱子「存天理,滅人欲」的原則。王陽明說:「雖治生亦是講學中事,但不可以之為首務,徒啟營利之心。」明代棄儒入賈的儒商,講求「義中取利、以義制利」。儒者的心願是「計利當計天下利」, 而不是計較自己的利益。

追求利益與社會責任如何兼具?

不過,利和義並非兩個必然衝突的目標。

事實上,工業革命帶領世界經濟進入現代經濟成長,正是以個人追求自利、創造經濟價值,作為推動經濟進步的主要動因。亞當.史密斯說,自利既然是人性中不可改變的一部分,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個人誘因(personal incentive)來建造一個更富有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個人為了追求自利從事生產,創造增加的經濟價值,從中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利潤。所以個人的利益來自其對社會的貢獻,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其實是一致的。

過去兩千多年,儒家思想重視社會全體的利益而非個人的利益,並未能促進中國的持續進步,晚近兩百多年,西方資本主義強調自利,反而推動了世界經濟的持續成長,不是因為傳統中國不重視自利、現代西方主張自利,而是因為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帶來持續不斷的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的總產值和人均產值不斷增加。

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說,人的自利之心雖然強烈,但常受「理性、原則、良心、胸中的常駐者、即內心那個人,也就是我們行為的偉大審判者和仲裁者的節制。」他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則認為,市場上的公平競爭會防止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傷害到他人的利益。然而不論在傳統的停滯經濟之下,或在現代的成長經濟之下,如果我們把利放在義的前面,傷害的事就會一直發生,社會不宜對利加以強調,永遠是我們應牢記的原則。

孔子談「命」

利字在《論語》中出現十次,其中六次指利益,命出現二十一次,其中十次指命運。人的命決定於自身的遺傳、生命歷程中客觀的條件和主觀因應與調適的能力,這種能力又有一定成分受限於先天因素,甚至學習的能力和意志,也不是全憑自己的決心和努力就可以決定。雖然我們不願承認,至少不願說出來,人的確有智愚之別,但每個人真的是不一樣的。歷史上誠然有人憑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改變了客觀條件,完成自己的心願。但這只是非常少數,而且縱然成就了非凡的事功,仍不能逃避自己的大限。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

人生受太多因素支配,難以預測,所以孔子很少談命。「回也其庶乎?」老天爺偏偏叫他貧窮;「賜也不受命而貨殖焉」,老天爺偏偏給他聰明,讓他「億則屢中」。我們只有在有限的條件下,努力學習,增益智慧和能力,做審慎的選擇,充分發揮生命,過有意義的一生。

孔子談「仁」

仁在《論語》中出現一百零九次,其中一百零五次屬於倫理的項目。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價值,在《論語》中說了很多次,難謂罕言。孔子對仁有各種不同解釋,他說:仁者「愛人」(顏淵)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又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仁看起來似乎很容易,然而孔子心目中最想達到的仁,則是成就事功,讓天下老百姓得到照顧,過幸福的日子。所以當子貢問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他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對於個人品德上有暇疵,然而事功上有成就的管仲,他說:「如其仁,如其仁。」(憲問)但是說到自己的弟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長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所以我們只能說,孔子雖然常常談論仁,但是對行仁有很高的期許,不輕易以仁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