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顧名思義，來自「番」邦之薯，中文造詞真的是傳神。問題是到底是從那個番邦來的呢 ? 番薯（學名：Ipomoea batatas），又名甘薯、地瓜，背負著多少的故事。 它和它的親戚馬鈴薯都出身自南美洲的安地斯山高原。在惡劣環境中，並不影響它們的成長。據說在一四九三年，哥倫布初見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時，曾將由美洲帶回的甘藷獻給女王，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已普遍種植甘薯。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攜帶至菲律賓的馬尼拉和摩鹿加島。
番薯是冒著生命危險被帶回中國的？
甘薯傳入中國通過多條渠道，時間約在十六世紀末葉，明代的《閩書》、《農政全書》、清代的《閩政全書》、《福州府志》等均有有關記載。比較可能的說法有二種，一、一五八二年（明朝萬曆十年），東莞人陳益從安南首先引入廣東。另一種說法是當時有位醫生林懷蘭，因為幫交趾國王女兒治好病，國王賜他一個薯類作物做為獎賞。他便把剩下的偷偷藏進寬大的袖子中，冒著生命危險帶回中國。
史書上說的比較詳細是以下的說法: 二、一五九三年五月（萬曆二十一年），福建長樂縣的陳振龍冒著生命危險將甘薯從呂宋攜帶回福建。萬曆二十一年在呂宋島，當一種叫「朱薯」的農作物進入陳振龍的視野時，這一年，陳振龍五十歲。他出生於福州府長樂縣的一個中產家庭，年輕時考取過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長的年月，一方面是科舉艱難、「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經商風潮瀰漫於東南諸省，「中產子弟，什五遊食在外」。不知道什麼時候，陳振龍也開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來於閩省、呂宋之間」。大批閩商前往呂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關。在此之前，呂宋僅有華僑「約百五十人」。
西班牙人感覺到糧米不足，於是大規模推廣種植朱薯
一五七一年西班牙船隊征服菲律賓群島後，大量採購生絲、棉布、陶瓷等中國商品。短短二十餘年之內，「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西班牙人帶來的，不僅有滾滾銀幣，還有原產美洲的一些農作物。史料記載，朱薯進入呂宋，約在一五六五年。征服諸島後，西班牙人感覺到糧米不足，於是大規模推廣種植。到一五九三年，這種開著淡紫色小花的籐本作物，在呂宋已「被山蔓野」。陳振龍看到，當地土著「隨地掘取」、「以佐谷食」， 朱薯價格極賤，並且極易引種，尺許薯籐便可「隨栽隨活」。
然而，將薯籐帶出呂宋，頗費了陳振龍一番周折。史書記載：西班牙人「珍其種，不與中國人 」，他們還在海關層層盤查。賄賂當地土著、「得其籐數尺」後，陳振龍將薯籐絞入汲水繩（另一說「編入籐籃」），混過關卡後，經七晝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達福州的日子，是農曆五月二十一日。幾天後，陳振龍之子陳經綸草擬了一份稟貼，遊說福建巡撫金學曾「行知各屬」、「傚法栽種」；與此同時，由於擔心「土性不合」，在紗帽池胡同住宅一帶，陳氏父子尋「捨傍隙地」，開始「依法栽植」。四個月以後，朱薯引種成功。
清代人口增加迅速都是它的功勞！
經「啟土開掘」，陳氏父子發現，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大喜過望之餘，他們給福建巡撫衙門呈上又一份稟貼，宣稱金學曾倘若肯推廣朱薯，將「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對此，金學曾同樣振奮不已，在旌表陳氏父子此行「事屬義舉」之後，他認為朱薯的引種，「 雖曰人事，實獲天恩」。
引種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曾記載：「野草無青，禾無收，餓民遍野」。金學曾當機立斷，曉諭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短短幾個月之後，蕃薯大獲豐收，饑民「足果其腹、災不為荒」。因此福建當地人改名甘薯為金薯(金瓜) 以紀念金學曾之恩。
後來人們為了感謝陳振龍和金學曾替他們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便在福州島石山建了「先薯祠」以紀念他們倆位的功勞，又因為這種薯類是從國外引進的，所以叫它做蕃薯。陳家後代並寫了本《金薯傳習錄》一書，把故事記錄下來。
一千六百年以後陳家後代曾經往江南甚至黃河流域推廣番薯，但不知何故並未成功。歷史就是如此耐人尋味，明末(一六二○至三○年代)的大饑荒導致李自成起兵加速明朝的滅亡。若早點推廣番薯，也許我們所讀的歷史會有所不同了。清代人口增加迅速，其實是大半是番薯推廣的功勞，這故事容我們後續再談。
PS: 番薯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帶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乾旱」；它產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金薯傳習錄》。
本文轉載自《好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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