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意外時，德國社會驚慌的反應當然和核電廠災變有很深的關係。
德國民間輿論的反核呼聲，一向比其他歐洲國家或日本大得多。反核觀念早就透過社會運動或政黨傳承，深植在德國的社會中。也因此，福島的核電廠發生災變後，核電問題馬上演變成德國國內的政治問題。
我們必須要問，由綠黨所代表的環保運動，何以會在德國建立穩固的勢力？以環保問題為主要訴求，特別是以反核運動為主流的環境政黨，能成為強而有力的政黨、且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放眼世界還未見有其他國家比得上德國。
首先會被提起的當然是車諾比事件（1986年）輻射污染的事實與記憶。然而，當時受到高輻射污染的還有瑞典等北歐各國、英國蘇格蘭、奧地利、義大利，以及東歐諸國的部分地區。而相較於西歐其他國家，當時西德的反應最為強烈。
在這個事件發生前的1960年代後半到1970年代之間，西德的社會起了巨大變化，致使環保運動、特別是反核運動，在政治上形成大潮流。綠黨在1983年的聯邦議會選舉後，已成功參與了國政。
因此，若不回溯車諾比事件發生之前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就看不到德國真正的反核原因。
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當時，德國媒體的報導經常以「德國的不安」（German Angst）這樣的概念，來分析許多德國人對核電廠事故的反應。Angst 原為德語，如今也成了英語的詞彙。
例如在大地震後兩個多禮拜的3月29日，我訪問了保守派報紙《世界報》的發行人湯瑪士．舒密特（Thomas Schmid），他跟我說明德國人的反應是源自於「德國人的心底常潛伏著一股是不是會發生什麼事讓自己走投無路、所謂的『德國的不安』。」
舒密特生於1945年，年輕時曾和綠黨擔任過外交部長的約舒卡．費雪（Joschka Fischer）一起從事左派運動，之後成了保守派，是位經常出現在談話性節目的媒體人。
舒密特認為，德國人會情緒化地看待福島核電廠事故，並非車諾比事件造成的。
「當輻射煙羽擴及全歐時，連法國也受害，但最激動的是德國人。車諾比不過是喚醒了更早以前就有的情緒。1945年以後，德國人實際上也沉穩、冷靜了下來，唯有反對核能的觀念仍會引起情緒噴發。『德國的不安』與德國的歷史有很大的關係。自從宗教改革以來，德國人體驗過30年戰爭等深刻的宗教對立，生命總是被曝置在戰爭籠罩下，什麼時候都有可能失去所有。而今，恐懼的理由被轉向核能。如果沒有了核能，應該還會找到下一個不安的對象，也有可能是電腦。」
確實，人類普遍有將恐懼具象化的傾向。「感覺上的不安」讓人無法捉摸，總想託付在某一個具體的對象上以求心安。這是一種無意識中的心理作用。以今日的德國來講，這具體的對象應該就是核能。
浪漫主義與生態環保意識
若想完整瞭解德國社會對於核能的反應，可能有人會把環保與反核運動歸結到德國悠久的浪漫主義思想。實際上，的確經常有人指出德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聯，是起於18世紀末的浪漫主義，從「德意志青年運動」（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納粹主義、現代的環保運動及綠黨，都可由德國人的自然觀來串聯解釋。
浪漫主義是18世紀後半在歐洲發生的精神運動，反對啟蒙主義式的（歐陸）理性主義（Rationalism），經常被拿來與古典主義及近代科學精神之間的對立一起討論。從「浪漫」（原文roman=「物語」，故事之意）的字面來看，本就是文學運動，將自然視為充滿生機的整體，認為若不能與自然同感、共鳴，就無法認識自然，這也是神秘主義的概念核心。
浪漫主義與理性主義對抗，重視情感，最終和因拿破崙戰爭而高漲的民族主義合流。因為對浪漫主義者來說，「發現」民族的精神文化也是運動目標之一。格林兄弟收集童話，也是因為德國面臨拿破崙席捲歐洲的危機，想盡可能留下德意志民族的遺產。而森林既象徵自然，更是德意志民族懷想過去的場所，因此，對於擔負著反抗理性主義任務的浪漫主義來說，民族主義與發現自然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19世紀工業大幅發展，19世紀末產生以青少年為主的野外活動（Wandervogel），以及之後的德意志青年運動、裸體主義（Nudism），皆包含著嚮往自然的精神。德意志青年運動提倡維持獨自的傳統，以免於異國保守退步的壞影響。之後由具有以「血與土」為核心價值的納粹思想的「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所統整。
納粹主義反對抽象的理性，擁護非理性的生活，追求民族根源，憧憬過去與共同體，反映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除了浪漫主義的影響外，納粹主義也融入了近代主義與古典主義。但更重要的是，由浪漫主義延伸出來的生態思想，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讓納粹思想也同時兼具了農本主義色彩。這些思想元素的重新探究，是近年德國研究中相當受到矚目的議題。納粹執行了種族大屠殺，另一方面也同時實施保護稀有動物的自然政策，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