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我被派駐香港，擔任惠普的亞洲區市場部經理，開始接觸印度市場。由於惠普在印度沒有軟體研發和硬體生產製造，只有市場行銷機構；因此，出差時多半以拜訪印度的首都德里為主。
接著在90年代初期，中國和印度開始爭奪為美國軟體代工的機會；我時任惠普洲際總部業務開發經理，也經常接待遠從印度來矽谷拜訪的印度軟體公司。
這方面的事情，我在2017年12月14日於本站發表的《龍象之爭：中國與印度的軟體業發展軌跡》一文中已有詳細敘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
1997年底我離開惠普，加入德州儀器公司擔任亞洲區總裁；由於印度屬於亞洲區，也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成了我負責的亞洲區重要成員之一。
德州儀器早在1985年8月，就選擇了位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班加羅爾（Bangalore）成立第一個研發中心，到了90年代末期，已經僱用超過3,000位IC設計工程師。
之後，德州儀器更進一步加碼，於2006年7月在印度第四大城市清奈（Chennai）成立了第二個研發中心。
在德州儀器時，我每年都要出差去印度兩三次，視察班加羅爾研發中心和德里的銷售機構；於是我和印度的接觸，就從德里往南延伸到了班加羅爾和清奈。
窮、髒、亂
我過去30年之中與印度接觸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三個字總結，那就是「窮、髒、亂」。
當我在跨國公司上班，出差去印度的時候，都住在五星級賓館；賓館內部富麗堂皇，但是只要一出門，街上滿是到處閑逛的牛羊狗，以及衣衫破爛、隨處坐臥的印度老百姓。
破舊的民宅、髒亂的街道，和我住宿的五星級賓館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反差。
而我的同事們，尤其是來自歐美的西方人，更是好心的提醒：到了印度，千萬不要喝當地提供的飲水，一定要喝瓶裝水；因為，太多人有過拉肚子的慘痛經驗。
印度的貧富差距、種姓制度，以及電視媒體三不五時報導與中國、巴基斯坦的軍事衝突，再加上姦殺婦女之類的社會犯罪，讓我深深覺得，印度雖然是一個極為民主的國家，但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對女性的歧視，使得印度成為一個不適合旅遊、不適合派駐、不安全的地方。
進步與改變
擁有全世界第二多人口的印度，因為經濟發展遠遠落後，因此被列為開發中國家。
2016年印度的每人平均所得大約是1,500美元，世界排名150位；可是印度這個2011-12年仍有12.4%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生活支出少於1美元）的國家，貧富不均已經是個很大的問題。
印度百姓多半是低收入人口，最大的娛樂就是看電影，也因此造就了印度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最大的電影基地是位於孟買的寶萊塢，所以印度電影經常被統稱為「寶萊塢電影」。
寶萊塢的電影通常是歌舞片，幾乎所有影片中都有好幾段唱歌跳舞的場面。因為印度觀眾期望他們的花費物有所值，所以歌唱、舞蹈、三角戀愛、喜劇、再加上驚險動作場面，就像一個大雜燴，這些影片被稱作「馬薩拉電影」，馬薩拉（masala）在印度話中，正是混和香料的意思。
這些影片的情節多是通俗鬧劇，裡面有很多公式化的劇情；例如命運多舛的情侶、憤怒的父母親、腐敗的官員、綁匪、心懷陰謀的惡人、淪落風塵的善良女子、失散已久的親人、還有被命運分開的兄弟姐妹，他們都會遭遇戲劇性的命運轉折，還有種種不可思議的巧合。
因此，在10幾20年前，偶爾看過幾部印度電影，就感覺索然無味了。內容貧瘠、通片歌舞，毫無吸引人之處。
自從退休以後，比較有時間再回頭看看印度電影；居然發現近幾年寶萊塢電影也力求革新，出現了許多兼具藝術性、原創性、娛樂性的佳作。
更加令我驚訝的是，在印度這種封建保守的社會制度之下，許多大牌紅星居然敢冒大不諱，演出不斷挑戰社會制度底線的劇情。
例如，不斷碰撞印度的教育問題，使得這幾年出現許多探討教育的佳作；例如探討教育本質的《心中的小星星》、以戲謔方式批判大學教育並成為最賣座寶萊塢電影的《三個傻瓜》、探討印度穆斯林在911事件後在美國遭受歧視的《我的名字叫可汗》、以及具有女權思想的《救救菜英文》等等。
這些佳片，都是由我最欣賞的三個印度男星，也就是號稱「寶萊塢三汗」的沙爾曼．汗（Salman Khan）、阿米爾．汗（Aamir Khan）與沙魯克．汗（Shahrukh Khan）三位天王主演。
有趣的是，這三個「汗」都出生於1965年、都堅持一次只拍一部電影，非常重視劇本及影片所帶給觀眾的「價值觀」。長得都很帥、都勤快健身，但是身高都不高。阿米爾．汗只有168公分，即使是最高的沙魯克．汗也只有176公分。
觀賞他們三位所主演的電影，幾乎都會讓我流下眼淚來。早期2010年沙魯克的《我的名字叫可汗》、以及近期2018年沙爾曼的《小蘿莉的猴神大叔》，都吸引我一看再看。
三位之中，我最欣賞的是被《時代雜誌》稱為「印度的良心」的阿米爾．汗；他的作品不勝枚舉，但特別是《三個傻瓜》、《我和我的冠軍女兒》、《隱藏的大明星》這幾部電影，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印度電影的改變，只是整個印度政治、經濟、文化進步與改變的一個縮影。
2014年我到印度去參加佛學院的開光大典，順便也拜訪了德里和其他城市。在那之前，我對印度的整體印象，除了早期頻繁的出差，親身經歷親眼所見以外，大部分都是由媒體、網路得到的。
這些方面帶給我的視角，都是比較宏觀的；我所認識的印度朋友們，也大部分是曾受過高等教育、留學海外，位居政府高層的精英份子。
那麼真正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印度老百姓，他們的真實情況是什麼呢？
真實的印度
今年四月，我再次拜訪睽違了四年之久的尼扎佛學院。
佛學院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毗連中國西藏自治區；全境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氣候溫和、但冬季寒冷。首府西姆拉曾是英屬印度的夏都。該邦經濟以農業和旅遊業為主，盛產水果。
喜馬偕爾邦人口不到1,000萬，土地面積接近56,000平方公里；在印度540名國會議員名額中，只佔有4個名額，由此可見其小。
這次在佛學院住了兩個星期，仁波切很貼心的安排了許多車程在四、五個小時內的著名風景景點，但我都婉拒了；我只想沈下心來，安靜的在佛學院休息，順便瞭解附近老百姓的生活。
從達蘭薩拉機場搭車到佛學院，大約需要兩小時的車程；進入山區以後，沿途看到許多高聳的竹林，茂密的生長在一起。有趣的是，印度人從來不吃竹筍，我在印度那麼久，也從來沒看過竹筍。
那麼這些竹林的竹筍去了哪裡？做了什麼用？或許是印度的竹子不長竹筍？
在和仁波切、大喇嘛、以及佛學院工作人員們的閑聊當中，我發現真正的印度人和我過去幾十年的刻板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印度人非常溫和，沒有暴力傾向；不管信什麼宗教，都非常虔誠。佛學院的人在當地已經生活了十幾年，沒有看過任何打架的事件；即使路上偶爾有人爭吵，也只是大聲講理，不會罵出髒話。
當地人對老人和婦孺非常禮讓；只要是在巴士上或是火車上，看到老人和婦孺，一定會起身讓座。
由於地處鄉下，道路都十分狹窄，而且沿著山區蜿蜒而行，開車必須要有耐心。有趣的是，每輛車子在後車廂上都會寫著「按喇叭」（Blow Horn）；意思就是「山路難行，我車子老舊跑不快；如果你比較急、想超車的話，請按喇叭」。
就我所看到的，只要按喇叭，前車一定會往邊靠，讓你先行，這和台灣很不一樣；台灣天氣炎熱，駕駛脾氣比較浮躁、也沒有耐心。所以我們經常可以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駕駛因為被按一聲喇叭，就下來吵架打架的事情。
我不禁問了仁波切：「在國外看到許多新聞報導，印度有女子被姦殺，甚至於有女性歐美遊客被姦殺，這與我聽到的和我看到的似乎很不一樣。怎麼解釋？」
仁波切回答說：「由於對老弱婦孺尊重禮讓，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因此印度媒體與老百姓，對於發生這種犯罪都特別氣憤和重視。新聞會報導是很正常的，而這些罪犯除了接受法律制裁以外，服刑完畢回到社會，還會被左鄰右舍唾棄看不起。」
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印度過去十幾年的成長路徑，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狀況非常類似；有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了，就連這種鄉下地方也一樣。
我經常在佛學院外散散步，走入農村和山谷，看看當地人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宛如歐洲小別墅的新建庭園，和用土塊建造的老舊殘缺房屋仳鄰而居。
只見新房子的老人和舊房子的老人，拉著椅子坐在一起曬太陽聊天；舊房子的老人毫無貧窮低下的表情，笑容依舊燦爛。居住環境有天壤之別的鄰居，也不會自慚形穢、或是驕傲炫富。
印度人非常能夠接受天命，安貧樂道，不起憎恨和羨慕之心。
這樣的一種精神和文化，在改革開放過程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時，是一股穩定社會、保持平靜的力量。
仁波切說，不要看到印度人居住環境的髒亂，就認為印度人不喜歡乾淨。居住環境的髒亂確實存在，但這是他們的經濟落後所造成的，老百姓對這些髒亂現象也束手無策。
如果有機會能夠進入印度人的家裡，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家裡非常整潔。印度人尤其重視衛浴間的清潔，家裡不管再怎麼窮，衛浴間一定要保持乾淨，備好一盆清水，作為方便之後清潔水洗使用。
這讓我聯想到，在印度賣衛生紙，可能市場不大；但是如果印度的經濟騰飛、國民所得提高之後，或許免治馬桶會有很大的市場。
結論
1. 在今天網路發達的時代，媒體新聞競爭激烈，真假新聞充斥。全球化讓地球上不同地區的距離更加接近了；但這些趨勢雖然擴大了我們的眼界和知識，卻也更加固化了我們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2.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以後，非常難去修正。只有放空自己，保持無知的心態，才能夠進入未知的領域。
3. 今天的台灣處處政治鬥爭，造成經濟困頓，我們應該學大陸的狼性？或是學學印度人的平和、沉穩和善良？
本文經吐納商業評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