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當地人群 再次認識印度

國際

在刻板印象中,印度總是給人窮、髒、亂的印象,再度實地探訪後發現,當地人民純樸、樂天知命。(圖片來源/Unsplash)

1988年8月我被派駐香港,擔任惠普的亞洲區市場部經理,開始接觸印度市場。由於惠普在印度沒有軟體研發和硬體生產製造,只有市場行銷機構;因此,出差時多半以拜訪印度的首都德里為主。

接著在90年代初期,中國和印度開始爭奪為美國軟體代工的機會;我時任惠普洲際總部業務開發經理,也經常接待遠從印度來矽谷拜訪的印度軟體公司。

這方面的事情,我在2017年12月14日於本站發表的《龍象之爭:中國與印度的軟體業發展軌跡》一文中已有詳細敘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

1997年底我離開惠普,加入德州儀器公司擔任亞洲區總裁;由於印度屬於亞洲區,也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成了我負責的亞洲區重要成員之一。

德州儀器早在1985年8月,就選擇了位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班加羅爾(Bangalore)成立第一個研發中心,到了90年代末期,已經僱用超過3,000位IC設計工程師。

之後,德州儀器更進一步加碼,於2006年7月在印度第四大城市清奈(Chennai)成立了第二個研發中心。

在德州儀器時,我每年都要出差去印度兩三次,視察班加羅爾研發中心和德里的銷售機構;於是我和印度的接觸,就從德里往南延伸到了班加羅爾和清奈。

窮、髒、亂

我過去30年之中與印度接觸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三個字總結,那就是「窮、髒、亂」。

當我在跨國公司上班,出差去印度的時候,都住在五星級賓館;賓館內部富麗堂皇,但是只要一出門,街上滿是到處閑逛的牛羊狗,以及衣衫破爛、隨處坐臥的印度老百姓。

破舊的民宅、髒亂的街道,和我住宿的五星級賓館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反差。

而我的同事們,尤其是來自歐美的西方人,更是好心的提醒:到了印度,千萬不要喝當地提供的飲水,一定要喝瓶裝水;因為,太多人有過拉肚子的慘痛經驗。

印度的貧富差距、種姓制度,以及電視媒體三不五時報導與中國、巴基斯坦的軍事衝突,再加上姦殺婦女之類的社會犯罪,讓我深深覺得,印度雖然是一個極為民主的國家,但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對女性的歧視,使得印度成為一個不適合旅遊、不適合派駐、不安全的地方。

進步與改變

擁有全世界第二多人口的印度,因為經濟發展遠遠落後,因此被列為開發中國家。

2016年印度的每人平均所得大約是1,500美元,世界排名150位;可是印度這個2011-12年仍有12.4%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生活支出少於1美元)的國家,貧富不均已經是個很大的問題。

印度百姓多半是低收入人口,最大的娛樂就是看電影,也因此造就了印度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最大的電影基地是位於孟買的寶萊塢,所以印度電影經常被統稱為「寶萊塢電影」。

寶萊塢的電影通常是歌舞片,幾乎所有影片中都有好幾段唱歌跳舞的場面。因為印度觀眾期望他們的花費物有所值,所以歌唱、舞蹈、三角戀愛、喜劇、再加上驚險動作場面,就像一個大雜燴,這些影片被稱作「馬薩拉電影」,馬薩拉(masala)在印度話中,正是混和香料的意思。

這些影片的情節多是通俗鬧劇,裡面有很多公式化的劇情;例如命運多舛的情侶、憤怒的父母親、腐敗的官員、綁匪、心懷陰謀的惡人、淪落風塵的善良女子、失散已久的親人、還有被命運分開的兄弟姐妹,他們都會遭遇戲劇性的命運轉折,還有種種不可思議的巧合。

因此,在10幾20年前,偶爾看過幾部印度電影,就感覺索然無味了。內容貧瘠、通片歌舞,毫無吸引人之處。

自從退休以後,比較有時間再回頭看看印度電影;居然發現近幾年寶萊塢電影也力求革新,出現了許多兼具藝術性、原創性、娛樂性的佳作。

更加令我驚訝的是,在印度這種封建保守的社會制度之下,許多大牌紅星居然敢冒大不諱,演出不斷挑戰社會制度底線的劇情。

例如,不斷碰撞印度的教育問題,使得這幾年出現許多探討教育的佳作;例如探討教育本質的《心中的小星星》、以戲謔方式批判大學教育並成為最賣座寶萊塢電影的《三個傻瓜》、探討印度穆斯林在911事件後在美國遭受歧視的《我的名字叫可汗》、以及具有女權思想的《救救菜英文》等等。

這些佳片,都是由我最欣賞的三個印度男星,也就是號稱「寶萊塢三汗」的沙爾曼.汗(Salman Khan)、阿米爾.汗(Aamir Khan)與沙魯克.汗(Shahrukh Khan)三位天王主演。

有趣的是,這三個「汗」都出生於1965年、都堅持一次只拍一部電影,非常重視劇本及影片所帶給觀眾的「價值觀」。長得都很帥、都勤快健身,但是身高都不高。阿米爾.汗只有168公分,即使是最高的沙魯克.汗也只有176公分。

觀賞他們三位所主演的電影,幾乎都會讓我流下眼淚來。早期2010年沙魯克的《我的名字叫可汗》、以及近期2018年沙爾曼的《小蘿莉的猴神大叔》,都吸引我一看再看。

三位之中,我最欣賞的是被《時代雜誌》稱為「印度的良心」的阿米爾.汗;他的作品不勝枚舉,但特別是《三個傻瓜》、《我和我的冠軍女兒》、《隱藏的大明星》這幾部電影,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印度電影的改變,只是整個印度政治、經濟、文化進步與改變的一個縮影。

2014年我到印度去參加佛學院的開光大典,順便也拜訪了德里和其他城市。在那之前,我對印度的整體印象,除了早期頻繁的出差,親身經歷親眼所見以外,大部分都是由媒體、網路得到的。

這些方面帶給我的視角,都是比較宏觀的;我所認識的印度朋友們,也大部分是曾受過高等教育、留學海外,位居政府高層的精英份子。

那麼真正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印度老百姓,他們的真實情況是什麼呢?

真實的印度

今年四月,我再次拜訪睽違了四年之久的尼扎佛學院。

佛學院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毗連中國西藏自治區;全境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氣候溫和、但冬季寒冷。首府西姆拉曾是英屬印度的夏都。該邦經濟以農業和旅遊業為主,盛產水果。

喜馬偕爾邦人口不到1,000萬,土地面積接近56,000平方公里;在印度540名國會議員名額中,只佔有4個名額,由此可見其小。

這次在佛學院住了兩個星期,仁波切很貼心的安排了許多車程在四、五個小時內的著名風景景點,但我都婉拒了;我只想沈下心來,安靜的在佛學院休息,順便瞭解附近老百姓的生活。

從達蘭薩拉機場搭車到佛學院,大約需要兩小時的車程;進入山區以後,沿途看到許多高聳的竹林,茂密的生長在一起。有趣的是,印度人從來不吃竹筍,我在印度那麼久,也從來沒看過竹筍。

那麼這些竹林的竹筍去了哪裡?做了什麼用?或許是印度的竹子不長竹筍?

在和仁波切、大喇嘛、以及佛學院工作人員們的閑聊當中,我發現真正的印度人和我過去幾十年的刻板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印度人非常溫和,沒有暴力傾向;不管信什麼宗教,都非常虔誠。佛學院的人在當地已經生活了十幾年,沒有看過任何打架的事件;即使路上偶爾有人爭吵,也只是大聲講理,不會罵出髒話。

當地人對老人和婦孺非常禮讓;只要是在巴士上或是火車上,看到老人和婦孺,一定會起身讓座。

由於地處鄉下,道路都十分狹窄,而且沿著山區蜿蜒而行,開車必須要有耐心。有趣的是,每輛車子在後車廂上都會寫著「按喇叭」(Blow Horn);意思就是「山路難行,我車子老舊跑不快;如果你比較急、想超車的話,請按喇叭」。

就我所看到的,只要按喇叭,前車一定會往邊靠,讓你先行,這和台灣很不一樣;台灣天氣炎熱,駕駛脾氣比較浮躁、也沒有耐心。所以我們經常可以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駕駛因為被按一聲喇叭,就下來吵架打架的事情。

我不禁問了仁波切:「在國外看到許多新聞報導,印度有女子被姦殺,甚至於有女性歐美遊客被姦殺,這與我聽到的和我看到的似乎很不一樣。怎麼解釋?」

仁波切回答說:「由於對老弱婦孺尊重禮讓,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因此印度媒體與老百姓,對於發生這種犯罪都特別氣憤和重視。新聞會報導是很正常的,而這些罪犯除了接受法律制裁以外,服刑完畢回到社會,還會被左鄰右舍唾棄看不起。」

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印度過去十幾年的成長路徑,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狀況非常類似;有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了,就連這種鄉下地方也一樣。

我經常在佛學院外散散步,走入農村和山谷,看看當地人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宛如歐洲小別墅的新建庭園,和用土塊建造的老舊殘缺房屋仳鄰而居。

只見新房子的老人和舊房子的老人,拉著椅子坐在一起曬太陽聊天;舊房子的老人毫無貧窮低下的表情,笑容依舊燦爛。居住環境有天壤之別的鄰居,也不會自慚形穢、或是驕傲炫富。

印度人非常能夠接受天命,安貧樂道,不起憎恨和羨慕之心。

這樣的一種精神和文化,在改革開放過程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時,是一股穩定社會、保持平靜的力量。

仁波切說,不要看到印度人居住環境的髒亂,就認為印度人不喜歡乾淨。居住環境的髒亂確實存在,但這是他們的經濟落後所造成的,老百姓對這些髒亂現象也束手無策。

如果有機會能夠進入印度人的家裡,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家裡非常整潔。印度人尤其重視衛浴間的清潔,家裡不管再怎麼窮,衛浴間一定要保持乾淨,備好一盆清水,作為方便之後清潔水洗使用。

這讓我聯想到,在印度賣衛生紙,可能市場不大;但是如果印度的經濟騰飛、國民所得提高之後,或許免治馬桶會有很大的市場。

結論

1. 在今天網路發達的時代,媒體新聞競爭激烈,真假新聞充斥。全球化讓地球上不同地區的距離更加接近了;但這些趨勢雖然擴大了我們的眼界和知識,卻也更加固化了我們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2.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以後,非常難去修正。只有放空自己,保持無知的心態,才能夠進入未知的領域。

3. 今天的台灣處處政治鬥爭,造成經濟困頓,我們應該學大陸的狼性?或是學學印度人的平和、沉穩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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