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究，台灣還是沒收到「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邀請函。
原本期待美國老大哥出手，可以化險為夷，延續上次的出席模式；但最後，卻連持台灣護照的記者，要採訪也被擋在ICAO門外。這樣的發展，標誌著蔡政府上台後，在沒有「九二共識」四字通關密語下，台灣將開始面對嚴峻的國際外交肉搏戰。
對台灣而言，參與國際組織是希望國際能認同台灣主權自主，回應國人的期待，但就實質面而言，空間有限，既空洞也茫然。或許是被國際社會「邊緣化」太久，所以在國際議題上，除非是別國軍船槍砲臨海臨空，否則都置身事外、不予回應。於是，雖期待世界各國能以主權國家相待，但在實踐國際責任上的作為卻聊聊可數，努力扮演著「國際孤兒」的角色。
行政部門誤把「英文化」當「國際化」
參與國際組織，絕對不應該只是外交部派員去報到出席，而是針對各項議題做好準備，實質參與。但是，我們的行政部門除了少數部會外，卻因公務人員甄選與養成訓練，都未將國際趨勢與國際視野視為業務所需本職學能，更誤把外文化（甚至是英文化）就當成國際化的全部，以致參與國際組織淪為只剩政治意涵，毫無實際建樹可言。
會變成這樣，或許是從1949年後，台灣對國際組織的運作都是在爭取「平等對待」，而非發揮組織功能提升國家利益。所以當被逼離開聯合國後，只能如孤兒般「自立自強、處變不驚」，以「團結自強」因應國際的全面背叛。這種心態，讓行政部門慢慢從國際組織合作中自我脫節，甚至在經貿發展後，也難以改變自我放逐的島國心境與世界貿易緊密接軌。
以台灣少數擁有會籍的亞洲開發銀行為例，檢視歷次出國報告書，都在強調台灣代表爭取「正名」，強力呼喚大會回憶當年無理更改我國名稱的歷史事件，卻少有實際的政策或交流報告。這正是孤兒心態的表徵。
若需救援，只有中國伸出援手怎辦？
筆者曾有機會參與APEC財長會議，感受到各國財政部長與高階文官，在會議中除了對總體經濟議題討論，也對線上支付、小額貸放、國際洗錢等前瞻議題交流意見。此外，在這些國際會議間，更多的是各國財長之間的個人互動，與機構之間的交誼，因為延續著G20、OECD等會議，各國專業部會與高階文官的國際人脈，都在這些會議中逐步強化。
不禁想起南韓在亞洲金融風暴時，IMF提供了援助；希臘在無力償債時，由歐盟代為出手，儘管條件嚴苛，但也在維護主權下挺過風暴。可是現在已經習慣被孤立的台灣，如果不能有一個正常的國際組織人脈，一旦碰到金融危機、或債務鎖喉，我們尋得到援手嗎？仔細想一想，台灣不是沒人要救，但就是對岸獨門一家，看他開出來的條件，台灣人民吞不吞得下？
受限於非官方組織若不代表「台灣」，官方就要全面棄守，當我們還在奢言新南向政策時，除了經貿、漁業與外交之外，又有哪些部會真的曾經努力或嘗試去了解東南亞，或推動實質專業跨國合作？
援外經費不到聯合國標準十分之一
單就2015年，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占「國民所得毛額」比例只有0.052％，不到聯合國所訂 0.7％理想標準的十分之一，而日本0.19%、韓國0.18%，比例都是我們的三、四倍。當然，錢不是萬能，但台灣對於援外金額的超低比例，凸顯台灣對周圍社會的自我放逐，這樣又如何期待他國會逐步接受我們？
70年前，台灣作家吳濁流用「亞細亞的孤兒」，表達台灣人在二戰後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矛盾。30年前羅大佑則唱出：「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直到今天，感覺上這個孩子仍然努力在尋求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身分定位。只是，這位已經習慣被國際忽略、也忽略國際的孤兒，究竟是習慣了不平等的遊戲？還是早就習慣了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