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台北信義區象山步道的途中，可能很少人會留意到，一間醫院矗立在半山腰上。這是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它的前身是台北市立療養院。25年前，因解嚴後台灣開始製造大量安非他命、毒品問題層出不窮，一位精神科醫師，就這樣在這裡開始他的成癮防治工作。
雖是在公務體系下服務，這位醫師卻不是政府眼中的「乖乖牌」，在社會風氣普遍認為應全面緝毒的聲浪中，他獨排眾議、認為不該把吸毒者當「罪犯」；甚至在民國95年國家推動毒品減害計畫，對海洛因藥癮者引進美沙東（Methadone，一種鴉片類藥物）替代治療時，這位醫師提出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治療鴉片類物質成癮藥物）雖價格較昂貴、但效果更好這樣的意見。
他是束連文，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治醫師兼昆明防治中心副主任，專職酒藥癮治療已超過25年，「可惜後來政府還是選擇美沙冬，患者使用丁基原啡因就必須自費。」束連文接受《信傳媒》專訪時這麼說。
台灣「反毒治療」竟還停留在口號階段？
回首近30年來台灣藥癮治療的發展，束連文坦承過去因較沒有政府配合，在藥癮治療上做得相當辛苦，有口號、但實質治療品質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現在毒癮治療是否規範在醫療行為都還有爭議，治療行為本身沒有受限制，但相關的治療內容和法規設定，配套還不夠完整。」束連文說直到現在，衛福部才有較穩定的經費要開始推動毒癮治療，過去在毒癮治療上，只有一些政府許可的特殊單位才有能力實質參與這件事。
也因為目前健保尚不給付酒藥癮治療，仍把藥癮當成犯罪行為，束連文表示，「在健保不給付的狀態下，這樣的醫療行為怎麼可能在各醫院發展？」
不怕挑戰政府、把吸毒者當病人非「罪犯」…「醫療就該歸醫療」
民國81年，束連文剛好有機會代表國家至美國藥物濫用研究中心研習，他回憶那一年給他相當大的衝擊，不論是法令或是醫療上的行為，都讓他學習到許多。
「美國藥物濫用研究中心，是美國聯邦的研究中心，我的老闆很容易接觸到各單位第一手資料，他常告訴我：『Science（科學）跟Policy（政策）之間的差異很大，科學的證據跟國家政策也不是相等的，中間如何協調很重要。』」
1993年因當時行政院長連戰推動「全民反毒」計畫，束連文回台後，適逢煙毒勒戒所發生工程弊案，政府將其交給聯合醫院代管，後來醫院便成立「成癮防治科」，由束連文負責藥物濫用治療。他分享，這個過程有碰到幾件事讓他覺得和團隊做對了，「第一是跟法令的衝突，因為我們是公務單位，當時『肅清煙毒條例』還是明定使用毒品是犯罪行為，所以如果知道有犯罪行為應該要通報，但我們堅持以醫療行為而言，通報跟執行醫療行為有直接衝突，所以我們不去解釋要運用哪一條法律。」
「因為我們是醫生，醫療行為還是歸醫療行為，也讓院長了解這件事並請院長支持我們。」回憶起當時的經過，束連文笑說當時這個態度膽子很大，但那時候很年輕，就堅持這樣做。「後來連檢察官也理解我們的想法、沒有為難我們，我們就繼續這樣做。」
或許連上天都覺得束連文在做對的事，1998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通過後開始不用通報，「前面幾年我們一直游走在法律邊緣，但回頭看，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初做對的一件事。雖然那時候醫療能做的不多、用的藥也不夠多，而且因為健保不給付必須自費，但一天還是處理了很多病人，累積很多個案經驗。」
罰太重？藥物濫用要當犯罪還是醫療？毒品應該除罪化？
束連文也提到，其實以亞洲國家來說，台灣的毒品問題並不算嚴重，「我們並沒有那麼多的毒品使用造成社會問題，反而有問題是因使用毒品被關的人太多了！」束連文指出，行政院統計歷年來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的人數，一年有1萬人，使用一二三級毒品者（不包括販毒）一年有6-7萬人，「一年有1萬人進入刑事司法程序，不覺得罰太重了嗎？我不知道怎麼樣最好，但顯然似乎是罰太重了。」
那是否有覺得哪個國家做的比較好、值得學習？
束連文認為沒有一定，「每個都差異很大，像菲律賓為了緝毒死了很多人，擺明就是不合理。去年聯合國也開了一個特別大會，就是探討毒品政策。那個大會原本是每10年進行一次，去年提早開是因為拉丁美洲幾個國家已經因無法處理毒品衍伸的相關問題，墨西哥是其中一個，墨西哥對毒品宣戰結果戰敗，他們甚至用軍隊來強力鎮壓，所造成的結果是死亡率大幅上升、平均年齡下降，墨西哥的政治人物在選舉期間死亡率也很高。」最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建議，用非監禁式的方式取代對毒品的處理，並強調醫療行為權利在矯正期是不能被剝奪的。
那毒品是否該除罪化？
束連文表示，歐美比較先進已開發的國家，對於毒品處理上，目前比較傾向用管理的方式處理，「所以加拿大已經宣布毒品除罪化，當然不是說這個方式最好，不過多數國家是用管理的方式來處理，不是在鼓勵使用毒品，但這跟用處罰手段有很大的差別。」
目前中國、蘇俄、伊朗還是依照原本的宣言要重罰，不過束連文提到，中國的禁毒法已經把使用者定位成不是犯人，「毒品使用是因不當被處罰、但不是犯罪，所以在那邊吸毒者是病人。之前去開會聽到上層的人在講，使用毒品的人有三種身分：當然是觸犯法律的人，但也是病人、受害者，執行上可能不一定那麼好，但制定法律上比較先進。」
束連文也認為因為每個國家國情、社會環境都不同，所以不會去堅持哪個國家一定是對的，「葡萄牙很早就已經毒品除罪化，他還是不當行為、要求約束，但用管理的方式，把毒品跟菸酒一樣管理。」
「那天，我在醫院默默流淚......」
身高超過180、身型瘦高的束連文，今年58歲，戴著黑粗框眼鏡，咬字清晰且用字精準到位，顯然是專業理性的醫界學者。不過，沒料到的是，當我問起是否曾有為病患掉眼淚的經驗？束連文語氣沉澱了下來……
束連文說，那是他剛當上主治醫師的時候，遇到一位20多歲、長得相當漂亮的女患者，「她應該有在做特種行業，因為海洛因來戒毒，當時只能提供戒斷的方法，之後出院也穩定了，開始回門診追蹤。」後來衛生局召開反毒記者會，希望有人現身說法，這位女患者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分享。「那天記者會她分享戒毒的過程、改善跟家人的關係感動很多人！」
沒想到第二天，束連文被告知該名女病患竟然身亡，「應該是過量......大家沒預期這種事情會發生，但實際上就是會發生，因為成癮者受環境影響繼續再使用（毒品）這是有可能的。也因為她原本已經戒斷，身體對藥物的耐受性就會下降，她若是再照以前的劑量去使用，很容易過量。」
雖然理性上都知道，但束連文坦承，當時這件事仍對他造成不小的衝擊，甚至在醫院默默流下男兒淚，「她原本也沒打算要再用毒品，可是那天可能又遇到誰想說好吧用一下，結果就死掉了......很多因素不是我們現在看到能控制的，環境因素不在我們掌控之下、也不在她的掌控。」
從那件事後，束連文也和團隊檢討，是不是在過程中忽略了跟患者強調耐受性這件事？於是除了提醒自己之後面對戒毒後的患者要更加留意外，他也接受了醫療是不可能達到完美、很多因素也不在他的掌控之中這門課，他學會釋懷並接受各種突如其來的可能。
問到從醫25年來，幫助多少患者成功戒毒，束連文笑說已記不得，「我想強調的是，醫療不能取代制度面的很多東西，但成癮是一個疾病，可以用醫療手段去幫助。」雖然他知道這條反毒之路還有許多挑戰，但他也期盼透過醫療與關懷，繼續為台灣這塊土地努力。
醫師小檔案_束連文
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成癮防治科主治醫師兼昆明防治中心副主任
學經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碩士、台北醫學大學醫學士
專長：精神科、酒藥癮評估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