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獎。著有《全球化走太遠了嗎？》、《一種經濟學、多種配方：全球化、制度與經濟成長》、《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自由貿易掀開講》。
四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齊集於新罕布夏州的布列頓森林度假村，一同建構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經過三週的會議之後，他們設計了一套後來延續達三十年以上的全球體系結構。這套體系是兩位經濟學家的智力結晶：一位是英國的經濟學巨人凱因斯，另一位是美國財政部官員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凱因斯與懷特在許多事情上都意見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議題上。
不過，他們擁有相同的心態，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期的經歷形塑而成。他們的目的是要避免黃金本位制末期與經濟大蕭條期間的那種劇烈動盪。他們一致認為，要達成這項目標必須要有固定但偶爾可以調整的匯率；而且國際貿易必須自由化，但資本流動不行；國家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範圍必須擴大；並且透過國際貨幣基金與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也就是後來的世界銀行）這兩個新成立的國際機構強化合作。
事實證明凱因斯與懷特的體制極為成功。這套體制帶來了一段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與穩定，不但對先進市場經濟體如此，對於數十個後來剛獨立的國家也是一樣。這套體系雖然終於在一九七○年代期間因為凱因斯早就提出警告的投機性資金流動成長而遭到破壞，但仍是全球制度設計的標竿。後來，世界經濟每經歷一次動盪，改革者的口號都是：「建立一套新的布列頓森林體系！」
擁擠定價
一九五二年，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維克律（William Vickrey）為紐約市地鐵提出了一套新的定價制度。他建議在尖峰時刻以及交通量大的時段提高票價，其他時刻則降低票價。這套「擁擠定價」制度，只不過是把經濟學的供需原則應用在大眾運輸上而已。差別費率會為時間上比較有彈性的通勤者提供避開尖峰乘車時段的誘因。如此一來，乘客流量的時間分布就會比較均勻，降低運輸系統承受的壓力，甚至可望提高總乘客流量。維克律後來又為道路與汽車交通建議類似的制度。不過，許多人都認為他的構想是異想天開，實際上根本不可行。
新加坡是第一個實際測試擁擠定價制度的國家。自從一九七五年以來，新加坡的駕駛人就必須支付通行費才能進入中央商業區。這種收費方式在一九九八年由電子收費系統取代，於是也就能夠根據路網中的平均行車速度而收取不同費率。根據各方所言，這套制度減少了交通壅塞、提高了大眾交通工具使用量、降低了碳排放，而且還為新加坡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這套制度的成功，促使倫敦、米蘭與斯德哥爾摩等其他大城市紛紛採取類似的做法。
「進步」方案
一九九七年，在故鄉墨西哥擔任財政部次長的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維（Santiago Levy），打算改革墨西哥政府的反貧窮計畫。既有方案主要都是以糧食補助的方式幫助窮人。李維主張這些方案缺乏效果也欠缺效率。經濟學的一項核心要旨認為，在窮人福利方面，直接提供現金津貼會比針對特定的消費商品提供補貼更有效果。除此之外，李維也認為他能夠利用現金津貼做為改善衛生與教育成果的手段。政府會發放現金給母親，條件是這些母親必須確保子女到學校上學並且接受醫療照顧。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這套方案為母親提供了對子女投資的誘因。
「進步」方案（Progresa；後來更名為「機會」方案﹝Oportunidades﹞，接著又改為「繁榮」方案﹝Prospera﹞）是第一項施行於開發中國家的大型條件式現金移轉方案。除了規劃這項方案的逐步推行之外，李維也設計了另一項巧妙的落實計畫，能夠明確評估這項方案是否有效。這一切都奠基在簡單的經濟學原則上，但是卻徹底改變了決策人士思考反貧窮計畫的方式。這項方案獲致正面結果之後，於是成為其他國家參考的樣板。包括巴西與智利在內的十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後來都推行了類似的方案。紐約市在彭博市長任內甚至也試行過一項條件式現金移轉方案。
三組經濟觀念，應用於三個不同的領域裡：世界經濟、城市交通，以及對抗貧窮。在前述的每一個案例中，經濟學家都藉著把簡單的經濟架構應用在公共問題上而改造了我們世界當中的某個部分。這些例子代表經濟學最好的一面。另外還有其他許多例子：賽局理論被用來設計電信業的頻譜電波競標方式；市場設計模型用於幫助醫界指派住院醫師的做法；產業組織模式構成競爭與反托拉斯政策的基礎；此外，總體經濟理論的近期發展也促成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廣泛採用通貨膨脹目標政策。經濟學家如果抓對方向，世界就會變得更好。
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
然而，經濟學家經常失敗，正如本書當中的許多例子所示。我寫這本書，是為了試著解釋經濟學為什麼有時候會抓對方向，有時候卻不會。本書的核心由「模型」構成，也就是經濟學家用來理解世界的那種抽象架構，而且通常是數學架構。模型不但是經濟學的力量所在，也是經濟學的致命弱點；經濟學得以成為科學，也是拜模型所賜：雖然不是像量子力學或分子生物學那樣的科學，但畢竟仍是科學。
經濟學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特定模型，而是涵蓋了許多的模型。這門學科進展的方式，就是擴展模型的數量，並且改善這些模型與真實世界的吻合程度。經濟學的模型多樣性有其必要，原因是社會世界也具有極大的彈性。不同的社會環境需要不同的模型。經濟學家不太有可能會發現放諸四海皆準的通用模型。
不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經濟學家以自然科學為典範，使得他們經常誤用自己的模型。他們很容易把一項模型當成定論，在所有條件下都切合需求而且可行。經濟學家必須克服這種誘惑。他們必須隨著情況的改變，或是隨著他們的目光從一個環境轉向另一個環境，而仔細挑選他們的模型。他們必須學習如何更有彈性地在不同模型之間轉換。
本書一方面頌揚經濟學，另一方面也批評經濟學。我捍衛這門學科的核心（亦即經濟模型在創造知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批評經濟學家經常採取的應用做法以及對於模型的誤用。我提出的論點不是「多數觀點」。我猜想會有許多經濟學家不同意我對這門學科的看法，尤其是我對於經濟學屬於哪一種科學的觀點。
甚麼是經濟學？
在我和許多非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互動的經驗當中，外人對經濟學的看法經常令我困惑不解。他們的埋怨有許多早已廣為人知：經濟學太過簡單也太過封閉；經濟學經常提出普遍適用的主張，卻忽略文化、歷史以及其他背景條件所扮演的角色；經濟學把市場實體化；經濟學充滿許多雖未明言但隱含於其中的價值判斷；此外，經濟學也未能解釋以及預測經濟的發展。之所以會出現這些批評，主要都是因為他們未能理解到經濟學其實是眾多模型的集合，但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傾向，也不導向某一種獨特的結論。當然，如果是經濟學家本身未能反思這個學門當中的多元性，那麼錯就是在他們身上。
必須在一開始先釐清的另一點是，「經濟學」一詞發展至今已有兩種不同的使用方式。一種定義聚焦於研究的領域；在這種解讀當中，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致力於理解經濟如何運作。第二種定義聚焦於方法：經濟學是一種運用特定工具來做社會科學的方法。這種解讀把這門學科視為一套形式化模型建構與統計分析的機制，而不是針對經濟提出的特定假設或理論。因此，經濟方法可以應用在經濟以外的其他許多領域：包括家庭裡的決策乃至政治制度的問題。
經濟模型不適用於任何情境，但能釐清部分社會經驗
我使用「經濟學」一詞，主要是採取第二種意義。我對於模型的優點與誤用所提出的所有論點，也都同樣適用於政治學、社會學或法學當中採取類似做法的研究方式。公共討論當中有一種傾向，經常把這些方法和《蘋果橘子經濟學》這類著作聯想在一起。
這種由經濟學家李維特（Steven Levitt）所普及的做法，已用來闡釋各式各樣的社會現象，包括相撲選手的習慣做法乃至公立學校教師的作弊行為，方法是採用仔細的經驗分析以及奠基於誘因上的推論。有些批評者認為這類著作把經濟學變得瑣屑化。這種著作捨棄了經濟學領域當中的重大問題（市場在什麼情況下會有效運作，又在什麼情況下會失靈；什麼元素會促使經濟成長；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如何能夠調和等等），而偏好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庸應用。
在本書裡，我完全把焦點集中在重大的問題上，以及經濟模型如何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可能期待經濟學提出一致通用的解釋，或是不論情境都能夠一體適用的處方。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太過多樣化，不可能塞進獨特的架構當中。不過，每一種經濟模型都像是地圖的一部分，能夠讓我們看清一部分的地貌。整體而言，經濟學家的模型是我們最佳的認知嚮導，能夠帶領我們探索構成社會經驗的無數山丘與凹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