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面對印太戰略的可能解答-大航海時代的新台灣

國際

面對國際情勢的改變,蔡政府如何回應將會是決定台灣未來的關鍵。(圖/黃威彬攝)

美中超限戰全面開打這件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美國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目標,自川普政府上任以來的一連串國際佈局,在其中完成國務卿龐畢歐與國防部長馬蒂斯組成的軍情核心內閣,將川普的目標直接落實為逐步可行的全球戰略之後,整個大局就逐漸浮現。

在朝鮮半島危機順利化解之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整個戰略佈局就活絡了起來。顯然「讓朝鮮兄弟解決朝鮮半島事務」已經是下一個階段朝鮮半島的主軸。

解決朝鮮危機,美活絡西太平洋的戰略佈局

川普在朝鮮危機上不但藉著衝突將北朝鮮有效的自中國剝離,更難得的是適時的放手讓南韓主導,有效淡化了在美國與北朝鮮間關於北朝鮮去核化是否得以執行與檢驗的關鍵障礙,而且不論未來的發展為何,都阻斷了中國想要打北朝鮮牌或是重啟六方會談模式的企圖,重新界定了朝鮮半島這一局的參與者。

而著眼於朝鮮半島共榮的願景,經濟階段開放與政治穩定並存是考驗朝鮮半島兩位領導人的下一個目標,更是從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立場,將整個東北亞政局推進至「一個穩定的金正恩政權是區域和平與共同利益的保障」的策略目標。

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從原先的利用比較優勢轉移過剩生產力,變質成國企資本洗錢與對沿線各國地下錢莊式的養套殺經濟掠奪之後,整個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幾乎已經可以宣告實質失敗。

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化成果得以被國際接受之前,內需化的中國經濟將成為中國下一個五年的經濟政策主流,而美國在新一輪貿易協定所佈局的各種毒丸條款,更將會逐步的把中國趕回自己所構築的高牆之內好好反省。

一帶一路走下坡,內需化成下階段中國經濟主流

毒丸條款之所以必須存在而且有效執行,是美國在圍堵中國的過程當中必然會面對與各盟國之間針對中國市場的多方囚徒困境,各盟國在面對美中貿易戰的同時都可以有更大的機會自中國市場獲得好處。

上週的日中北京會談就充分展現了這一點,中國官媒可以一夕之間完全改變立場,在血海深仇不共戴天的抗日神劇氛圍下,讓日本國旗在天安門前飄揚的畫面全國播送,為的不外乎是日中貨幣互換協議這個必須要的出口。

當然日相安倍盤算的不僅是在美中貿易衝突的這個當口,順理成章的結束長達40年的日本對中援助,而且刻意拋出要求中方撤除在釣魚台周邊浮標等測試中國底線的議題,更是在面對美加墨貿易自由區的後WTO經濟合作模式,逐步堆疊後續與美國談判的有效籌碼。

台灣在面對這樣的國際格局,特別是在美國的新印太戰略下要如何自我定位?是不是有能力像日本或甚至菲律賓一樣左右逢源?

新南向:政府缺實務人才,台企現階段處單打獨鬥狀態

蔡政府自上任以來的新南向政策,儘管戰略概念上完全正確,甚至當前的美中貿易衝突更凸顯蔡政府在南向政策上的佈局價值,但在執行層面缺乏人才的困境下,南向政策成效實質上非常有限。

相較於日本韓國跨領域的產官學政整體團隊輸出,台灣仍一直處於企業單打獨鬥的階段,完全談不上國家經濟戰略層次的格局。儘管台灣與東協國家大多具有不錯的實質關係,但是要將蔡總統的新南向政策落實為鎖定特定產業的戰略與戰術規劃,甚至進而與國家戰略與國際局勢有效配合,台灣在這個環節還有相當相當大的落差。

政府各部門明顯缺乏對主要貿易夥伴之外的國際實務人才,行政體系缺乏區域國際經濟作戰的智囊與執行團隊,是台灣政府在脫離國際組織近40年之後的明顯弱點。各駐外經濟辦事處對於該國市場可以提供的關鍵經濟產業情報異常貧乏,從情蒐層面就大幅落後的現況下,要從國家層級制訂有效可執行的南向政策完全是緣木求魚。更不用提面對既有的中國市場在美中貿易衝突的衝擊下,台灣應該如何預先佈局下一個階段的印太經濟戰略。

美印太戰略空白試卷蔡政府怎麼答是關鍵

今年7、8月間,華府的高階國安顧問相繼訪台,不約而同提出的都是美國對台灣在印太戰略當中角色的期待。很明顯的,這張試卷比2016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北京政權反覆施壓的九二試卷更難應對。

中國對蔡英文出的不過是個是非題,但是美國給的完全是一張空白試卷,蔡政府如何回應,不只牽涉了各方立場態度的基本問題,更是讓美方在新階段印太戰略佈局中如何將台灣定位的關鍵。

11月底的台灣期中選舉之後,蔡英文總統或蔡英文主席都勢必主動或被迫必須調整對中國的戰略與戰術。

9月底台灣貿易談判代表重申以已開發國家條件進行後續多方貿易協商固然是一個不錯的訊息傳遞,但是在實質作為上,台灣在過去幾年基於兩岸政治關係忽鬆忽緊的經濟壁壘,卻常常是原本想要提防中資與假中資的惡意入侵,卻也阻礙了台灣市場有效全球化的關鍵原因,更是讓台灣產業結構汰換停滯,甚至是台灣既有的軟實力優勢難以得到全球市場相對定價的原因之一。

面對新時代的美中關係與印太局勢,台灣真正的百年際遇與潛在的優勢關鍵,是能否在香港這個經濟體因為中國的政治與財政因素逐漸被實質併吞之際,能夠在全球的金融與貿易市場中成為取代香港的角色。

台灣不分政治立場所必須共同體認的是,香港在上一個世紀的繁榮不是基於和中國市場在地理與政治上的接近,而是奠基於香港在英治時期所深化的金融自由與財稅法治。過去這些年台灣在各種專業的國家競爭力評比上,不論整體排名的進退與歷年的政黨輪替,政府效能與經濟法制一直是得分項目最低的單項,這也是台灣這些年來空有新創的萌芽與人才技術的積累,但是往往都必須移地海外才能開花結果的原因。

取代97年前香港,成為世界的台灣

換個角度而言,過去台灣在自由化上的遲滯,或許可以解讀成在中國實質犯台意圖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當前新圍堵戰略的成形,台灣已經不需要獨自面對來自中國的文攻武嚇與超限滲透。

面對印太新局勢的形成,台灣不需要也沒有實力在美中強權之間擇一押寶,而是把握這個國際局勢的難得機遇,竭盡一切的能力以金融自由與財稅法制打開台灣面對這個世界的大門,以國際市場的力量推倒台灣舊有產業結構當中受盡保護甚至掠奪剩餘的慣老闆產業,讓世界需要台灣,讓世界擁有台灣,進而讓中國在高牆經濟下需要自由的台灣,這是台灣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政經局勢下必須努力的可能生路,也是在複雜的國際博弈下台灣可能得以立足的多方均衡點。

台灣原本就不只是台灣人的台灣,而是世界的台灣。

從歷史的宏觀軌跡來看,台灣的主權政府都只是代管這個島嶼的過客。而這一代台灣政府的歷史責任,是堅定的防禦與確保台灣的經濟自由與法制。唯有將自己從台灣的主觀角色剝離,從全球角度與大歷史的宏觀下深度思考台灣在這個時空的存在價值,才能再創大航海時代福爾摩沙的新台灣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