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果，有台灣學者指出，中國確實獲得實質好處，帶動了經濟成長，不過，背後畢竟是代工、外包等小經濟體的模式，仍高度仰賴外需，因此至今尚未取得定價權、規則制定權、責任擔當權，「不符合擔當大國經濟的條件」；如今，面臨美、中貿易衝突，在種種內外壓力夾擊下，軟硬之間的拿捏恐怕正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在中華財經高峰論壇上，兩岸學者專家齊聚，探討當前中國經濟的挑戰。中經院大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吳佳勳不諱言，過去，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中國獲得了實質的好處，也帶動經濟崛起，直到2013年習近平上台，開始做起大國外交，「這代表著中國從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晦』，到了習近平時代，轉向『積極有為』，當然，這背後也都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所累積出來的實力表現。」
即便如此，她也提到，在大國崛起的思路上，中國始終是以小經濟體模式來實現大國崛起，也就是說，崛起的過程主要靠代工、外包等模式，必須高度仰賴外需，導致現階段中國尚未取得定價權、規則制定權、責任擔當權，「其實還不符合擔當大國經濟的條件，……未來，如果要真正成為經濟大國，我想，中國未來貿易政策走向將更趨中性，不僅單純鼓勵企業出口或招商引資，也越來越強調進口開放策略。」
中國產業結構改革隱憂，學者：「走出去」政策將繼續
在羽翼未豐的情況下，中國內部還有不小問題。吳佳勳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內部產業結構性改革的挑戰，亟需解決產能過剩、殭屍企業、產品技術含量不足等問題，再加上中國資源短缺、環境生態嚴重惡化等隱憂，如今只有提高技術水準與創新能力，才能降低資源消耗及保護生態環境，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程度。
「在這些前提下，中國在全球化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讓改革與成長雙雙並進，關鍵就是如何提高技術與管理，改進資源的分配效率，達到驅動生產力的有效提升。……所以，就中國推動全球化的目的而言，將延續過去『走出去』的戰略，一方面是爭取技術轉移，另一方面，也有助消化過剩的產能，藉此度過產業結構轉型。」她說。
中國的外在妥協、內在強硬「雙矛盾現象」
不過，「走出去」的算盤是否打得響，尚屬未知，她舉例，中國從2015年開始大量鼓勵企業「走出去」，四處進行海外併購，卻讓各國開始有所疑慮、防範，結果反而造成資金大量外流，「所以，近來為了應付去槓桿、控制金融風險，恢復穩定，中國在政策上已開始減緩『一帶一路』的推進節奏，也不再鼓勵盲目投資了，而是要求審慎選擇標的。」
此外，由於開放畢竟有來有往，因此中國也面臨了許多開放市場的挑戰。她直言：「中國推動企業『走出去』，有很大的目的是為了取得技術上的成長，中間自然也會引進了大量的企業，前往中國投資，可問題是這些企業雖然投資，技術卻不一定會如願地移轉，面對競爭，結果反而進一步造成中國產業轉型上的瓶頸。」
整體而言，吳佳勳認為，中國正面臨外在妥協、內在強硬的雙矛盾現象，「外部挑戰比方說：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溫、各國對一帶一路向外拓展經貿合作存有疑慮、在WTO中的市場地位不被承認。內部爭議主要是：正值經濟結構轉型，經濟成長長期趨緩，以及美中貿易戰底下，中國內部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對外態度過於軟弱，因此形成壓力。……在內外夾攻下，中國對外到底要強硬還是妥協，都將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中國經濟如何不衰退？對岸學者：還有6億農民
作為與談人，面對台下質疑中國如何保持經濟不衰退，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蘭小歡直言，不要忘記中國還有6億的農民，這些人目前占GDP比重仍相當低，未來只要當局進一步推動城鎮化，讓人力從西部往東部轉移，再加上農地改建地等土地優化措施，將是一股非常巨大的能量，可望創造新一波經濟動能，「甚至，連上海都還有很多土地是不准蓋房的，如果能釋放出來，效果會很可觀。」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樊海潮則說：「隨著我們引進來、走出去的政策，針對一些高科技企業，我們都可以來學習、模仿，提高我們的技術，然後，改革開放要繼續做，等到越來越開放了，我們市場就可以更加擴大，經濟成長就沒有太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