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法律的觀點，本質上，兆豐是一個國家銀行，在美國出了事，應該由中華民國的國家律師（即，法務部長）出面談判或訴訟。 對國內，法務部長應該要說明，本案的原由和爭議的重點。
本案，依美國紐約州金融局行政查核（司法尚未起訴）的根據，是借用美國聯邦政府有關洗錢防治的法律（見以下引用法條），而轉為紐約州州法的相關規定，作為裁罰的基礎。
而美國聯邦政府主導有關各種洗錢防治法律的行政單位，是美國財政部轄下的 「打擊金融犯罪聯合中心」（US Financial Crime Enforcement Network） ，並非美國司法部。
法務部長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律師，站在國家銀行被控疑似洗錢的罪名，應該要質疑，美國紐約州政府金融局，對兆豐銀行所要求共同簽署的（強迫認罪協商）合意令，應否受國家主權（Sovereign Immunity）保護，因而免議或免訴。
另外，就法論法，美國紐約州金融局的行政裁量，在未經過法院審理的階段，逕行裁決罰款1.8億美元，是否符合實質和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 況且，美國憲法第8修正案條文，也有明文禁止「殘忍和過當的處罰」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是否也應就本案的裁罰，一併考量？
試想，如果在兆豐案一開始見諸媒體之際，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律師，能站在維護國家主權、政府威信、人民財產（兆豐為國家銀行，其資產為人民所有）的立場，及時發表對內及對外的適當法律聲明，讓社會大眾對政府公權力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及人民財產有個基本了解，從而維持政府公信力，應該也還不致於走到，蔡總統怒責本案「荒腔走板、匪夷所思」的地步。（本文作者為美國華府最高法院登錄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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