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巴馬時代擔任副國務卿的伯恩斯（ William J. Burns）最近出版了一本回憶錄 「The Back Channel 」, 綜述他33年外交生涯，歷經五位總統，10任國務卿，美國外交的轉型，特別是美國國力自1991年世界超強的高峰，江河日下的痛苦經驗。
那一代最優秀的外交官之一伯恩斯
伯恩斯擁有英國牛津大學碩士、博士學位。服公職期間迭次獲績優服務獎章，被認為是他那一代最優秀的外交官之一。曾任美國務院主管近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駐約旦大使、國務次卿、駐俄羅斯大使和副國務卿。
在政府官員中，退休後寫回憶錄的，不分國內外，似以外交界居多。原因是每逢國際矚目的重大事件發生，外交人員位居第一線，身負蒐集資訊、協商交涉、折衝撙俎的重任。功成身退後，回憶往事，難免無限風光在頂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忍不住想形諸筆墨，與人分享，乃人之常情。
伯恩斯的這本回憶錄，取名 「The Back Channel 」, 主要是書中提供美國與敵對已久的伊朗，避開世人耳目，悄悄在安曼開後門，秘密接觸商談核子協議的故事，以此作為回憶錄的賣點。
美國不再獨霸全球
令人意外的，不是書中透露的外交秘辛，而是無所不在的自憐氣息。
伯恩斯婉嘆美國國力日衰，外交影響力今非昔比，直言批評經歷過的歷任總統決策失當，外交政策脫離現實，更認為己身所出的外交這個行業，黃金時期已過，風華不再。可謂眼看它樓塌了，孤臣無力可回天，獨留身影向黃昏。
他將美國外交影響力日益衰頹的原因，歸咎於忽略一廂情願的政策帶來的風險。
他說「美國人通常傾向於相信世界圍繞著我們，依據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分析而旋轉。當我困而知之，他國人民、其他社會，也有他們要面對的現實，那些對我們未必親切友善，我們也未必要接受或沈迷於那些觀點，但是瞭解他們，是理性外交的起點」。
他坦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時機尚未成熟時，冒然東擴，使西歐國家與俄羅斯之間失去緩衝地帶，終致兩者的衝突，如同兩列火車於2008及2014年發生對撞。
錯誤的中東政策
伯恩斯也承認美國在利比亞犯下嚴重錯誤，被忠誠盟友英國卡麥隆首相（Cameron）及法國總統薩科吉（Sarkozy）拖著一起推翻格達費，但帶來了無法收拾的殘局。
埃及本是美國的長期盟友，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由於歐巴馬總統的猶豫，最後只能以民主之名，默認穆巴拉克下台，卻眼睜睜地看著獨裁的塞西Sisi將軍取而代之。
在敘利亞，對阿塞德使用化武的回應失敗，更是局勢急轉直下的分水嶺。伯恩斯總結，美國會作出這麼多的誤判，「我們經常以最小代價和最多目標，作政策搭配，這就是失敗的原因」。
外交官的黃金時期已過
美國在中東歷經那麼多的失敗後，伯恩斯認為，歐巴馬上任後指示，「不再幹狗屁倒灶的事」，是理性的指引。但外交工作仍須面對許多齷齪的現實，在乾淨的外交決策機制外，仍有狗屎要處理，這是外交官經常要面臨的挑戰。
伯恩斯也感慨，外交這個行業的黃金時期已過，已失去重大事件發生時，外交人員在現場，能交涉，有洞見及發揮影響力的獨特地位。因為在維基解密及跨國企業、組織盛行下，資訊無所不在，無密不洩。
傳統外交的優異特質：為國家、為國際社會謀求長遠利益，召集會議、溝通、特別是透過友邦合縱連橫的運作達成任務，在 Twitter 時代已經喪失了。
回憶錄並未對當前最熱門的美中貿易戰有所著墨，只提到歐巴馬總統在歷史上應有功績，但也付出了代價：習近平所展現的是，一個更獨斷獨行的中國。
悲觀無法成事，樂觀主義才能豐富、拓展、升華人生
伯恩斯的敘事與自省，雖然坦誠，不文過飾非也不刻意逢迎上級，但筆觸過於陰鬱悲觀。
二戰後，美國霸權崛起，日漸衰弱的英國也嚐到不受尊重的痛苦。
1945年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擔任英國特使，率團赴美出席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成立大會。會中凱因斯所提建議全數遭美國否決，但凱因斯很快理解到，自己國家的地位和資源已不如以往的現實，於是很快的拋開了自憐悲觀的情緒。
史學家達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 - Hines）所寫的凱因斯傳（Universal Man）中這樣說：對凱因斯來說，悲觀主義與焦慮會限制人類希望與選擇的事務，會貶低人的價值。樂觀主義極為慷慨仁慈，也因此聰穎睿智，因為樂觀主義能豐富、拓展、升華人生。
正當川普總統強調，讓美國再度偉大時 ，美國需要樂觀進取的外交思維，只是要尋找類似當年的外交賢哲(The Wisemen)如艾奇遜、哈理曼、喬治肯楠、羅威特、波倫等，當年建立世界秩序，設立國際組織，只是在危機時代打造長久的世界和平，似乎更為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