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有時被稱作「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在世哲學家」，不過他認為如果這話成立，未免輕忽了現今在世的其他哲學家。他也被稱作現代動物權益運動之父（或祖父？），不過無論動物或人類，他的哲學觀點並不以權益為基礎。
二○○五年，《時代》雜誌指名辛格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百人之一，哥利布杜威勒研究所（Gottlieb Duttweiler Institute）也把他排為二○一三年全球思想領袖第三名（翌年研究所改變排名方法，他掉到第六十八名，顯示出虛名多麼不可靠）。他特別聞名的作品是關於動物待遇的倫理學、對生物倫理中生命神聖教條的爭議性批評，以及富足者有義務援助極度貧窮者的文章。
身為澳洲公民，我在最近的聯邦選舉中投了票。大約九五％澳州登記選民也投票了。這個數字跟美國的選舉形成強烈對比，二○○四年總統大選投票率只勉強超過六○％。在總統任期的期中國會選舉，通常只有不到四○％的合格美國選民會去投票。
這麼多澳洲人去投票是有理由的。一九二○年代，投票率低於六○％，國會便把投票強制化。從此以後，雖然歷經不同政治屬性的政府，沒人認真試過廢除這條法律，因為民調顯示大約七○％人口仍然支持。
沒投票的澳州人會收到詢問信。沒有像生病或出國等正當理由的人，必須付一小筆罰款，但是被罰人數不到合格選民的一％。
實務上，強制的不是投下有效票，而是去到投票所報到，把選票放進票匭裡。祕密投票不可能防止民眾在選票上亂寫或投空白票。強制投票的國家雖然廢票率稍高，但不至於影響實際的投票率。
偏好高投票率是因為不想少數人就能決定國家的未來
強制投票並非澳州獨有。比利時和阿根廷較早引進，許多其他國家也實施，尤其中、南美洲，不過懲罰和強制力各有差異。
因為澳洲選舉時我人在美國，不必強制投票。我有很多理由希望霍華德（John Howard）的保守黨政府敗選，但那無法解釋我為何不辭麻煩去投票，因為我的一票會扭轉局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果然不出所料，沒影響）。
自願投票時，選舉結果由任一人的選票決定的機率極低，連最小的成本（例如走到投票所、排隊等候、投下一票的時間）都足以讓投票顯得不理性。但若是很多人有這種想法，不去投票，少數的人口就能決定國家的未來，讓大多數人不滿。
波蘭最近的選舉史就是一個例子。二○○五年全國大選中，合格選民中僅四○％投票，是共產時代之後、舉辦自由選舉以來最低的投票率。結果，即使在三千萬的合格選民中只獲得六百萬票，卡辛斯基（Jaroslaw Kaczynski）仍得以靠取得國會多數席次的多黨聯盟的支持，當上總理。
短短兩年之後，卡辛斯基被迫再次投入選舉，顯然許多二○○五年沒投票的人對結果很不滿意。投票率提升到將近五四％，尤其是年輕與高教育程度選民增加。卡辛斯基政府遭到慘敗。
如果我們不希望少數人決定我們的政府，我們會偏好高投票率。但因為自己的一票對結果影響這麼小，每個人仍然面臨搭便車的誘惑，懶得去投票，同時盼望有夠多其他人投票，維持民主活躍，選出一個符合大多數公民期待的政府。
強制投票是種克服搭便車問題的辦法
但是投票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投票是因為他們喜歡投票；若不投票，省下時間也沒別的事好做。有些人的動機則出自公民義務感，並不以自己一票的可能影響來評估投票的合理性。
還有些人投票，並不是因為想像自己能決定選舉結果，而是他們像足球迷一樣，想為自己的隊伍加油。他們投票可能是因為若不去投，要是以後不喜歡當選的政府，就沒立場抱怨了。或者，他們可能盤算自己選票決定結果的機率只有幾百萬分之一，結果是如此重要，即使微小的機會都足以超過投票的些許不便。
然而，如果這些考量都無法讓大家去投票，強制投票也是一種克服搭便車問題的辦法。不投票的小小成本讓大家去投票，同時建立一個社會規範，似乎很理性。澳洲人希望被強迫投票。他們樂意投票，知道別人也會去投。擔心低投票率的國家，最好考慮一下澳洲的強制投票模式。
內容來源：《真實世界的倫理課：82個影響你一生的思考練習》大塊文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