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勞工部發布四月份新增26.3萬個工作機會，失業率降至3.8%，是49年來新低。川普總統大為振奮，認為他上任後的稅改政策正確，讓企業海外資金回流美國，帶動美國經濟繁榮。
根據最新公布數據，美國2019年第1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率高達3.2%，優於預估的2.3%，雖然低於開發中國家的印度、印尼及中國等，不過在遠高於歐元區、日本、新加坡等已開發國家，美國第一季經濟成長之所以能優於預期，主要是靠對外貿易、企業庫存及政府支出強勁所致。
第一季GDP3.2％優於預期
經濟的繁榮，也成為川普最大靠山，讓川普在美中貿易談判收尾前夕，突然放手一搏宣佈加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關稅至25％，讓中方談判團隊措手不及。
川普減稅，將個人所得最高稅率降至 37%（台灣今年稅改由 45%降為40%），企業所得稅率由35%降至21% （ 台灣由17%調至 20%）。調降稅率後，同時維持低失業率與低通膨，歷史少見，難能可貴。美國上一次大幅減稅是1981年，雷根總統時期，它最明顯的特徵是採納供給面經濟學，認為大幅降低所得稅率，可增加消費，使國民產出增加，稅基擴大，財政赤字不因降稅而增加，反而會減少。
供給面經濟學不像民主黨過去的減稅理論，透過增加納稅人收入的方式來擴大需求，而是經由降低稅率，實質工資上漲，增加勞工工作意願，來擴大勞動力和資本的供給。從理論上看，它擺脫了重視總需求增加的凱因斯主義，那時，凱因斯主義已非學界主流。
川普經濟學發威，失業率創下49年來新低
1970年代末期，當時經濟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民經濟的總生產能力（總要素生產力）最為重要，它是決定生活水準高低的關鍵因素，是經濟研究的基本課題。
但是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賜，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制度與政策，因而成為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標。供給學派因此主張，稅率的高低影響生產力，制定租稅政策時，必須考慮這個因素與影響。
檯面上，供給面經濟學的台柱是南加大經濟學教授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著名的拉弗曲線就是他用來說明稅率與財政收入的關係。
拉弗於1970年代末期，把他的觀點介紹給華爾街日報主筆裘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萬尼斯基領悟到簡化稅制、降低稅率、減輕人民租稅負擔的積極作用，於是經常在報紙社論中解釋和支持拉弗的觀點，後來更介紹給美式足球四分衛出身的國會眾議員傑克·肯普（Jack Kemp）。
供給面經濟學失敗的前車之鑑
肯普進一步和參議員威廉·羅斯（William Roth）合作，在國會提出稅改法案，並作為共和黨國會議員選舉的訴求重點，支持者迅速在全國擴散開來，肯普也成為1980年雷根經濟革命的尖兵。
結果，1981年之後赤字擴大，民間儲蓄減少，國民產出及生產力也未明顯成長，供給面經濟學風光不再，信徒逐漸減少。供給面經濟學的失敗，問題在這個學說的有效性取決於稅率調降後帶動的某些數量，而不是建立在一般性指導思想上。
許多經濟學者曾試圖就降低稅率會帶動多少民間儲蓄、增加多少工作機會，加以估算，但始終沒有結論，就連影響範圍多大，也說不清楚。
換句話說，不是拉弗的觀點不正確，而是不切實際，執行上有困難。拉弗曲線確實展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只是沒有答案。
回顧這段歷史，要說有什麼教訓，就是執政者儘量不要推出一些政策，執行上需要經濟學者或政策制定者本身尚未具備的知識。謙虛、審慎是新任首長風光上任後應有的美德。
本文由Owen Hsieh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