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看貿易戰》前駐WTO大使顏慶章:鼓勵台商回台 台灣三難題迎刃而解

財經

在六月份的股東旺季上,上市櫃公司企業大老闆被問到話題始終圍繞在「貿易戰」,關注這場兩強貿易衝突,對於台灣的影響程度如何發展。前財政部部長、前駐WTO大使顏慶章接受《信傳媒》專訪,認為台灣應該要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減少市場過度集中的風險。

美中貿易衝突,台灣過去也曾經歷過

回顧整個世界歷史演進過程,在二次大戰之後,國際經濟面臨嚴重蕭條,國際貿易秩序混亂,而當時以美國、英國為首等國家為了避免重蹈貿易保護主義的覆轍,皆認為應該建立一套經濟合作平台,因此決議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貿易組織。

隨後也產生一項重要的國際稅收協定,也就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進行減少貿易壁壘有關關稅及貿易政策的多邊國際協定,並在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直到1994年為止,共舉行了8輪多邊貿易談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8輪的談判中更取得重大進展,決議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並將過去累積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規範一併納進WTO,成為規範會員國的法律基礎。而中國是在2001年加入WTO、台灣則是隔一年加入。

曾擔任首任駐WTO常任代表的顏慶章則回憶,大約是在1979年到1984年間,他時任財政部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當時台灣對美國有相當的貿易順差,但台灣關稅稅率偏高、貿易管制措施也多,美國經常透過政治力量跟台灣政府談判,不斷要求降稅或者是降低貿易順差金額,甚至美國也曾埋怨台灣針對出口產品侵害美國專利權並未做好把關。

「那一段時間,台灣政府也感受到美國老是單方面地跟我們要求,我們必須要做出讓步,降低貿易順差金額。」顏慶章指出,當時國內確實有財經高階官員不解,認為「美國怎麼可以對我們予取予求呢?」他回想,「台灣當時的歷史(1979年到1984年)如果可以倒帶的話,就很像現在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但顏慶章也說,後來台灣政府學習很快,體會到「這不是美國在欺負我們」,而是應該合理的開放市場競爭,帶來更大的進步。另外,台灣政府逐漸認知到西方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隨後針對國內的專利權、著作權法開始有所重視,「直到現在,像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我們擁有專利權的世界排名居於前五名。」

川普的「Smart Trade」,採取貿易制裁

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總統在川普2017年就任之後,即展現出,有別於歐巴馬的貿易政策,他所要求的是「Smart Trade, Not Stupid Trade」,雖然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但川普也說,CPTPP若能提供更好的條件,即願意重返CPTPP,另外,川普上任後,也陸續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成功,更強烈要求WTO進行改革。

事實上,川普強硬的對外政策並非沒有原因,根據2017年美國前14大貿易國統計顯示,中國對美國貿易入超金額高達3755億美元,占美國全球貿易入超總值47%,讓川普重新檢視,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之間是否存在不公平競爭行為。

時間回到2018年7月25日,美國結合歐盟及日本發表聯合聲明要求WTO進行改革,其議題包括竊取智慧產財權、強制技術移轉、補貼,以及名義上民營企業及國有企業的定義等問題。

聲明中甚至指出,「中國利用WTO會籍,享受自由貿易的利益,並利用WTO灰色地帶,從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於是要求WTO研究剝奪中國的會籍。」

針對有專家指出,美中貿易摩擦煽動了逆全球化發展,顏慶章則認為,「這樣的結論太簡約了!」原因在於,到目前為止,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仍有效存在,對會員國的規範具有確切的法律拘束力,會員國必須百分之百遵守貿易規範。

顏慶章更指出,川普並非反全球化,而是重新檢視貿易關係是否存在著不公平競爭行為,「從全球的貿易角度來講,美國只有川普有堅定毅力,採取貿易制裁行為,跟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沒有關係…我認為這是過去一直被期待的現象。」

「中國現在是毫無疑問地,竊取人家的智慧財產權,無所不用其極,用各種方式,商業間諜的方式、買通海外學者的方式,而且不是只有對美國…」他直言。

顏慶章觀察到,美國對中國下重手,幾乎是民主黨、共和黨一致性的決定,就連美國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多次明確表態,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措施應該還包括人權事項的考量,「裴洛西很多事情都是跟川普唱反調的,可是就美中貿易衝突來講,裴洛西還加碼(人權事項)。」

選邊站,當然要選美國

然而可以預料的是,美中貿易衝突不會在短期的時間結束,一旦台灣在中國生產的廠商遭受全面關稅加徵,將會是首當其衝。顏慶章表示,目前台商已開始陸續調整供應鏈生產路線,「台灣在美中貿易衝突裡,如果要選邊站,當然要選美國啊!怎麼會選擇跟中國站在一起呢?」

「台灣照道理講,政府最應該做的,不是鼓勵他們趕快移到越南、移到菲律賓,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是,請他們(台商)回來。」顏慶章認為,台灣在美中貿易衝突之下,顯然政府反應不夠快速,他建議,台灣應向川普看齊,制定一套所得稅制改革,鼓勵海外盈餘匯回。

顏慶章觀察,從美國所得稅改革措施的效果來看,除了能讓海外保留盈餘匯回再重新投資設廠之外,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海外盈餘匯回也能分配給股東,增加消費能力,「對美國來說,經濟所承受的負面影響是相對小的。」

台商回台,可解決台灣三個問題

但反觀台灣,顏慶章則直言,過去的馬政府時代始終陶醉在台灣廠商掌握了世界供應鏈,但問題是台灣生產的原物料出口至中國加工,造成廠商在台不設廠,沒有再投資行為,也無法在台灣創造就業機會。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如果能讓台商回台,台灣的白領、藍領就業機會就能創造出來,銀行體系的爛頭寸也會減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可以降低對中國過度集中的危險。」顏慶章說。

顏慶章示警,台灣上市公司出口商大約有50%是所謂的「國外接單、國外生產」,其中這50%當中,更有高達9成比例皆在中國從事生產活動,甚至國際貨幣基金(IMF)在2012年的報告中也指出,中國經濟成長率只要衰退1%,台灣將會面臨0.9%的經濟負成長。

「就台灣來講,我們對中國雖沒有制度上的瑕疵,可是我們有風險。我們的廠商有多少財產在那邊被侵害,技術被要求移轉,甚至過程中利用不當查稅的方式…還要把人去營救出來。」他建議,台灣應該要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