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罷工》如果理解經濟學的「鮑慕爾效應」空服員應該見好就收

長榮罷工

長榮空服員罷工,訴求重點是要求提高出勤的日支費兩倍,增加其他福利;要求勞工董事或勞工參與公司經營決策,尤其是盈餘分配,而且禁止搭便車,未參與罷工行動者,不得享有新增福利。

傳統上,相對於財大勢大的資方,勞工被認為是弱勢,我許多朋友認為空服員若非受到委屈,不會採取如此激烈的抗爭,因此純粹從支持弱勢的角度,同情罷工的空服員。

勞工要求加薪合不合理?古典經濟學這樣看..

但是依據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薪資水準是生產力的反映,勞工如果不能證明自己生產力的增加,要求提高日支費兩倍及其他福利,並不合理。另要求勞工董事或參與公司盈餘分配,亦有損股東權益,且於法無據。理由很簡單,員工付出勞力,公司付給薪資,兩不相欠。

公司營運發生虧損,由股東承擔,員工不須掏錢分攤公司虧損。公司有盈餘時,自然是屬股東投資所得。至於股東是否自願提撥部分盈餘獎勵員工,亦由公司股東決定,斷無員工參與決策之理。

然而,現代社會有許多產業部門,它們的生產力長期停滯,並未隨著社會與科技的進步有太大進展,但它們仍然可以存活下來,顯然該部門從業人員的所得水準也不斷有所調整,這是上述古典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的。

鮑慕爾效應:生產力沒有提升,卻可能因其他因素而提高收入

前年以95歲高齡去世的美國經濟學者鮑慕爾( William Baumol ), 曾於1965年與其學生,後來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 W.G. Bowen 在AER 發表論文探討「藝術表演的經濟難題( 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對思考上述問題,極具啟發性。

該篇論文指出音樂家,尤其是古典樂團的團員編制、演奏曲目、演奏方式、演奏技巧,自18、19世紀以來,並無多大改變。由於生產力並未改變,除少數知名樂團可巡迴各地演出,賺取較高酬金,一般樂團樂手,按理只能領取類似19世紀時代的酬勞,若如此,音樂家無法謀生,勢必轉業。

但是樂團的存在,對社會有提供精神糧食,文化上潛移默化的功能,替國家創造公共財,因此樂團經費不足之數,應由政府提供補貼,使樂手們在生產力沒有提高的情形下,薪酬也隨著社會生活水準的提升而調整,這就是所謂鮑慕爾成本病( Baumol 's cost disease, 或稱鮑慕爾效應 ,Baumol effect )。

當然,現在科技進步,知名樂團利用錄音技術灌製影帶、影碟或舉辦巡迴演唱,日進斗金,這非鮑慕爾當年寫這篇論文時,所能想像,是題外話。

長榮空服員罷工,應該見好就收

鮑慕爾效應的重點在於,類似樂團的行業,像飯店管理、空服員、部分政府公共服務,從業人員的所得增加,並非由於本身生產力的提升,而是因為科技進步,生產力與所得水準隨之水漲船高的產業所帶動,分享了整個社會經濟成長的果實。

就航空公司的成本結構與盈收來源分析,成本降低可能是公司購進新型省油客機,減少購油支出,這需要財務人員進行資本支出的規劃,也需要機師接受新機駕駛訓練;也可能是公司加入更有效率的全球訂位系統,這需要地勤人員嫻熟的操作技術。

而空服員的服務,雖然辛勞,為公司付出,對公司也有貢獻,但與古典樂手類似,其所需技能長期以來,變動不多,其薪資水準,反而是得力於公司其他部門技術與營運收入提升,帶來的牽引居多。

所以,長榮公司資方在空服員罷工過程中的若干堅持,我是贊同的。工會若能理解鮑慕爾效應或成本病,應該見好就收,才能找到對自己有利的下台階。

本文授權轉載自Owen Hsieh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