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從肅殺的貿易戰、股市和香港街頭抽身休息一下，來看一個更深層的民主「問題」。
如果在日本街頭碰到修馬路的，外國人無不對施工的小心和「精緻」感到驚奇，這些額外的警示與保護，都是要錢的。因此，日本的工程費用昂貴，似乎是有其道理。但為什麼粗製濫造的美國公共建設，可以比日本還貴? 日本、歐洲，甚至是台灣來的遊客，看到美國馬路的品質、坐上紐約的地鐵，都不敢相信這是世界第一強國。但真讓人驚訝的是，這也許就是世界第一強國該有的公共工程。
先撇開品質不講，單就費用來說，美國絕對是世界第一。紐約正在蓋的地鐵路段East Side Access，全長三英哩半，估計造價120億美金，幾乎是台北捷運初期路網的全部預算。紐約這每英哩35億美元的地鐵造價，是全世界平均的七倍!
為什麼會這樣?
美國地鐵品質差、費用高
兩位學者Leah Brooks和Zachary Liscow最近把美國的州際高速公路徹頭徹尾地分析了一遍，首次用數據證實我們一直以來的猜想，「民主」正是公共建設費用高昂的罪魁禍首。他們把聯邦政府出錢的高速公路，一英哩一英哩地算造價，圖一畫出來，很明顯地，從六零年代開始，每英哩造價就直線上漲，三十年間，計入通膨後，還可以漲至三倍，遠超過家戶所得的成長、建材、勞工費用的成長。
Brooks和Liscow的猜想是(1)人民富裕後，對「好」的高速公路需求提高，及(2)「公民聲音」，即民眾的參與決策，拉高了建設成本。這些，在我看來都是民主的成本。
如果說以前的高速公路就是圖上直線一劃，施工團隊就拉到現場開工，那當然便宜。現在人民有錢了，馬路不能只要求車子能跑就好，還必需滿足民眾方便上交流道的需求，又要避免噪音的擾民，還要綠化美觀。Brooks和Liscow發現，隨著時間的演進，高速公路越來越曲折，隔音墙越建越多，交流道的設計越來越複雜而昂貴。富足後品味提高，這是人性，政府建設滿足人民的需求，無可厚非。
Brooks和Liscow說公民的參與，讓公路的建設，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他們舉了一個底特律郊區的例子說明。底特律北郊的I-696州際道路，約有28英哩，分三段略等長的工程進行。第一段在1964年完工，每英哩造價約為今日的一千三百萬美金，第二段在1979完工，造價已為今日的四千八百萬美金，但最誇張的是第三段。第三段和第二段的計劃開始時間差不多，但在1989年才完工，每英哩造價為今日的八千六百萬!
問題在於這第三段，經過了一個猶太社區。傳統猶太人周末的安息日，需要有安靜的社區來支持，如果八線大道從中開過，川流不息的車潮，會影響猶太居民休息。正巧，密西根州有條特別的法律，所有州際高速公路，要開路，都應得到所經城市的批准。猶太社區就在猶太牧師的組織下，遊說當地一個小市府，阻止這第三段公路的開發。
這條特別的法律，在第二段開發時，就已經得到充分運用。第二段所經的八個城市，為了公路的開發，吵得不可開交，最後要州長羅姆尼(之前選總統Mitt Romney的爸爸)，把八個市長，關在飯店裡，逼他們達成共識，不然不讓他們回家，這才成功地蓋出第二段。
但第三段遇到的猶太社區阻力，就沒那麼簡單了。居民的武器，除了市府的批准權外，還有聯邦政府剛通過的環保法規。在居民不斷地反對下，最後在1981年通過的公路計劃，有許多的妥協措施。比如說，建設單位要僱用猶太牧師當顧問，公路的中段要作下沉式的設計，在下沉的路段上方加蓋大型廣場，在大部份路段加蓋隔音墙，最後再追加無數的行人穿越道。有這麼多的額外要求，不貴才怪!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公共建設費用高昂的「問題」在民主。中國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蓋這麼多的鐵公路，除了捨得花錢外，不用管民主的問題，更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但Brooks和Liscow的論文，忽略掉另外一個民主的問題，這問題，也許還更大。
除了民主，「工會」也提升地鐵成本
他們說的這兩個理由，都不能解釋紐約地鐵為什麼這麼貴。這些在地底的建設，既沒有直接影響到居民，也不用徵收用地，更不用花太多心思在環境影響評估上，為什麼還會搞到造價世界第一? 紐約時報的記者，追查而發現了造價高昂的主因，「工會」!
有會計師去查紐約地鐵的預算，這3.5英哩，有九百個人在地下挖洞，但怎麼算，都只要七百個人，平白多出兩百個工人支薪。而這九百個人的薪水和工作條件，和紐約所有公共建設一樣，都由工會和建商談判決定。但這談判，也不真談，工會和政治人物的選票交換，保證了政府會站在勞工這邊，而建商也不會被虧待，反正多給勞工的錢，都從政府的追加預算裡討回來。
民主黨的政客站在談判桌的兩邊，專門慷納稅人的慨，要建商多加兩百個白工，哪裡有什麼問題! 一台潛盾機，在別的地方，不用十個人來操作，在紐約則要25個! 這麼差的生產力，是紐約人比較笨嗎? 當然不是，這是工會要求的。
這人為造成的低下生產力，還產生了所謂的飽謨的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因為其它行業的生產力隨著科技的使用而增加，導致薪資隨時間上揚。工會主控的公共建設，在勞動市場的比較壓力下，也不能不跟著漲薪資，但公共建設和百老匯的歌舞秀、醫院的醫生、學校的老師一樣，生產力沒有提升，還是要僱用很多人，昂貴的人力，無法精簡，最後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在造價上反應出來。
這三大原因，都是民主機制底下的必然。而如果建設費用高昂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三大，那美國有全世界最貴的公共建設，一切就說得通了，因為美國有全世界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歐洲、日本，也許擁有像美國民主一樣的體制，但歐日都還是有濃濃的菁英政治味。
同樣的環境影響評估、公民的參與、勞動法規的偏向工會等，都會造成歐洲和日本的建設經費上升，但在內閣制的菁英政治傳統裡，政府要推的計劃，還是會在相對有效率的情況下完成，因為壟斷政經資源的菁英圈，會用他們的力量和資源，適當地壓制工會、環保人士的聲音，而達成有經濟效率的公共建設。
民主的貴，是必然的結果
但美國不是。從開國就有的共和傳統，「人人平等」的天賦人權，讓民眾沒有服從的傳統，不需「犧牲小我」的妥協，每一次的抗爭，都像是人生終點一樣，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於是談判、計劃和執行的時間，就拖得很長，最後還得加入許多的要求和規定。沒有辦法，這就是民主，而且有幸得到權位的，也絲毫不敢大意，一樣得重視所有人民的聲音，尊重公民參與的過程。There is no other way，在美國，沒有別的辦法蓋公共建設了，而且這問題，只會變得更嚴重。
很多視民主為至高無上普世價值的人士，面對民主的這些問題，並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想比較多的，最多就是告訴你，「這就是民主的代價」，雖然沒有快速完工的公共建設，但房子不會被亂拆、環境不會被破壞，而且工人享有很好的工作條件等等，人人得到尊重。但這說法，太被動，太消極，也太悲觀了。 這麼昂貴的公共建設，這麼長的建設時程，套一句矽谷人講的話，也許不是民主的失誤，而是民主的特徵，a feature, not a bug。
沒有四通八達的高速鐵路，不再大幅增加的州際公路，經營地亂七八糟的機場，也許是這個民主社會裡，眾人智慧選出來的結果，並不一定是錯誤。也許是集體透過民主機制，決定其實美國不需要高鐵、高速公路和過於昂貴，像樟宜一樣的機場，社會要把資源花在別的地方。也許是社會福利，也許是公共教育，也許是國防外交，更也許是適合下一代的交通工具。
這不是胡言亂語，想想看，Uber、Tesla，還有無數的無人車計劃，不就是在這個瞞頇的民主社會給創造出來的? 下一代的交通工具，一定會來自美國，不會來自這些高鐵發達、機場漂亮的國家。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民主的平等精神，把上億的美妙心靈、智慧頭腦和十足的拚勁，就這樣放出來了，高昂的公共建段，只不過是個不良的小副作用罷了。
民主的貴，是必然的結果，也是改進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