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九月，英國天空電視（Sky）董事長梅鐸（James Murdoch）講了一段弔詭的話。梅鐸家族是二十一世紀福斯（21st Century Fox）的擁有者，已經花了一段時間爭取以一百一十七億英鎊併購天空電視、取得完全掌控權，但英國主管機關把此案送交負責監管壟斷事務的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梅鐸抱怨這個決定在英國脫歐引發焦慮之際，對全球投資人釋放出糟糕的訊息。他說，「如果英國在脫歐之後，真的會對企業保持開放，那麼我們期待這次能順利通過監理審查。」
類似的話語企業家常掛在嘴邊，沒有人會放在心上，但只要停下來仔細思考，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很弔詭。這正是我所謂「競爭力訴求」（competitive agenda）的例子：概念上就是你必須不斷拿各種好處誘惑跨國企業和身懷鉅款的全球投資人，避免他們跑去日內瓦、新加坡等其他地方。梅鐸說的「對企業開放」對以競爭力為訴求的行家而言，再熟悉不過，這種說法實際上代表政府願意滿足大銀行或跨國企業的要求，即使犧牲經濟體中其他事物也在所不惜。梅鐸主張，英國應該同意此樁交易，讓已占主導地位的公司更有力量，同時限制市場競爭，以努力提升「競爭力」。英國要更「具競爭力」，就要減少競爭，這顯然是很奇怪的論點，大企業卻成天在提。
福斯想收購天空公司一案引發許多反彈，大部分都是在質疑梅鐸家族是否「適合」經營英國的媒體帝國，也有人擔心天空公司會「福斯化」，變成惡毒的英國版福斯新聞台。讓人驚訝的是，幾乎沒有有效的反彈聲浪是從壟斷、競爭或市場主導性的角度談這項併購案，只能靠保守黨的文化大臣布蘭得利（Karen Bradley）向主管機關舉報（她也這麼做了）。整個英國社會與媒體不分左右派，幾乎都沒有出聲反對，似乎沒有人質疑限制競爭以提高「競爭力」的想法。
如此顯而易見的盲點為什麼會出現？ 在洛克斐勒創立標準石油之前，壟斷力量造成的嚴重傷害早已再清楚不過，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之後，美國新政上路，也以反托拉斯措施為核心，這些措施包含許多不同的反壟斷法令，避免經濟權力過度集中。然而，大西洋兩頭都把這一切拋諸腦後。一場革新悄悄展開。
是誰扼殺了反壟斷？
其實有個明確的答案。這個轉變可以回溯到一九六○、一九七○年代興起的意識形態，那股風潮最終扭轉了各界對壟斷的想法。這場改革由一群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主導，他們像魔術師一樣使出障眼法，把焦點從企業是否掌握過多政經權力這個重大議題，轉向一個較窄的議題：訂價是否正確。新的論點是，如果兩間大企業合併之後並沒有推高價格，那有什麼問題？ 臉書和谷歌的服務看來都是免費的，所以夥伴，向前看，這裡沒什麼好看的。像這樣縮小焦點，致使我們忽略更深層的問題，而那些問題就是催生金融化與金融詛咒現象的關鍵。
這場革命最開始的火苗出現在一九六○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維德（Aaron Director）家裡的一場晚宴。戴維德留著小鬍子配上一副角質眼鏡，身形如同拳擊手一樣瘦而結實，他總是愛唱反調，是個善辯的反政府狂人，過去是極左派工會組織者的他，後來轉換陣營，現在看來誓死毀掉曾讓他充滿理想的思想。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政治經濟學教授華森（Matthew Watson）稱戴維德的主張是「完全、純粹的自由市場」。戴維德甚至比美國自由主義學派、自由市場經濟學教父傅利曼更右派，傅利曼也是戴維德的妹婿，娶了戴維德的妹妹蘿絲。戴維德常常笑傅利曼之前在政府工作，華森說，「傅利曼家的家庭聚會一定充滿笑聲，沒有幾個來找傅利曼的訪客會說他太挺政府又太左派。」
那天晚上，戴維德邀請了二十位客人共進晚餐，賓客主要是保守派思想家，不僅傅利曼出席，以抨擊政府法規為名的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也在場，還有英國經濟學家寇斯（Ronald Coase）與激進的保守派律師博克（Robert Bork）。
那個年代的芝加哥大學是個競技場，一群侵略性強、愛面子的大男人主義鬥士爭鋒相對，進行知識之爭，學者們竭盡所能、試圖提出更高明的效率市場理論，打敗對方。那些理論往往奠基在讓人聽了不禁為提出者感到丟臉的假設之上，採取反傳統甚至反社會的立場，支持大企業並抨擊大政府，數學與邏輯的美勝過現實生活與世界。戴維德就是最虔誠的新自由主義信仰者之一，他相信任何有價值的事物基本上都可以、也應該被塞進訂價機制中，以追求「效率」。他打動人心的狂熱感召了許多學生，其中一位就是博克。博克說，「戴維德用價格理論逐漸摧毀我對社會主義的幻想。」他進一步指出，很多同事「經歷的過程，只能用改變信仰來形容。」
新自由主義：整體福祉最大化才是重點
那天晚上的賓客是去聽寇斯發表論文草稿，論文主題是「社會成本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開始，寇斯先摘述他的主張，再進行投票，在場二十名賓客紛紛投下反對票，斯蒂格勒記得當時自己還在想，「為什麼這麼優秀的經濟學家會犯下如此明顯的錯誤？」
寇斯的主張很創新。那個年代的企業應該要遵從法律，或至少以法律為優先。如果企業非法排放汙染物到河川中，你就去搜尋那支水管或犯罪文件，再依法辦理。汙染物是一種外部性（某種結果影響了與交易或業務無關的人）。市場通常無法解決外部性問題，多年來各界總認為要靠政府和法規介入，解決這類市場機制漏洞。但寇斯不認同這種說法。
他說，想像一下有個農夫的牛破壞了鄰居的麥作，如果法律判定牛隻的主人要負責，他就得支付修復圍籬的費用，或是和鄰居談妥一筆補償金，如果法律判定他不需要負責，麥田主人就會支付修復圍籬的費用。但從整體效率來看，誰付錢修圍籬不重要，因為成本不變。因此，法律本身根本無所謂。寇斯接著說，法律應該要接受某種成本效益分析，不管是汙染者、粗心的農人或逃稅者，這些得利者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應該要拿來與他們創造的效益做比較，只有當整體「福祉」達到最大值，才會發生類似情事。（這套說法和丁波模型的概念如出一轍，丁波模型中，追求最大福祉的州政府相互「競爭」以創造讓社會更「有效率」的世界。）
你可以進一步延伸這套邏輯。舉例而言，假設有一間大銀行壟斷了市場，這個行為對消費者或勞工造成的傷害若與銀行和銀行股東獲得的利益相抵，整體而言淨損失或許為零。再考量其他效益，像是大企業可以達到規模經濟的效果，那麼大規模壟斷的情況到頭來或許是件好事！ 市場自然會走向壟斷，法官不應該干涉。寇斯說，考量到法規加諸於壟斷者的顯著成本，就很難合理化任何對壟斷者的干預。
賓客一片譁然。在那之前，反托拉斯的概念─一整套既有的龐雜法規與直指壟斷有害、政府該予以監管的理論─同時受到政治光譜左右端的支持，左派擔心銀行與產業力量過大，會打壓勞工與消費者，右派則積極捍衛並推動市場競爭與完整度。寇斯對這一整套複雜的信仰體系與一些其他信仰投下震撼彈。
晚宴持續進行，爭執越演越烈。斯蒂格勒回憶，「一如往常，傅利曼講最多話。我印象中寇斯沒能說服大家，但他拒絕接受我們錯誤的主張。傅利曼從一側攻擊他，再從另一側，再從另一側。」但就像電影《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一樣，氣氛開始改變。「我們很震驚，傅利曼沒打中他，倒打到我們，」斯蒂格勒說。晚宴快結束前，他們又投了一次票：所有人都支持寇斯。「我一直沒辦法原諒戴維德，居然沒有買錄影機。那是我人生中最刺激的一場知識饗宴，」斯蒂格勒說。
法律應該依循經濟上的成本效益分析，通過檢驗，如果不被接受就不應上路，這套對法律體系根基的強烈攻擊是經濟帝國主義的標準範例，經濟學教授想掌握更多權力，野心勃勃地要殖民所有他們能觸及的社會與政治領域。這套說法也是新自由主義的延伸，血氣方剛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律師與法律應該臣服於經濟學家與經濟學，而所有東西都有相應價格。
這次反動的規模與成功在一九八三年獲得彰顯。當時一群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聚在一起，回憶─甚至可說是緬懷─那次奪權的場景。博克與另外兩位經濟學家短暫交流，一位是有影響力、支持壟斷的法官兼經濟學家波斯納（Richard Posner），另一位是一樣具影響力（且靠企業贊助）的經濟學家曼尼（Henry Manne）。曼尼是自由主義理論學者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同事，兩人與保守派大亨科赫（Charles Koch）聯手，透過設立智庫宣傳反政府思想，滲透學界。他們提出與范伯倫相反的理論，主張富有的資產擁有者是「創造者」（makers），窮人和中產階級是「獲取者」（takers），向創造者敲詐。有個說法是，「憲法就是聖杯，改寫憲法就能增強並保障富人的權力，而且完全不容政治人物提出異議。」下述對談就是很好的例子：
博克：就我所知，經濟學家還沒有對憲法造成任何傷害。
波斯納：我們正在嘗試。
曼尼：我們會把你從那裡也轟出去。（哄堂大笑）
就算不是天才，也看得出來把容易操作的數據推到法律之上，很可能造成各種違法情事，金融業就更不用說了。
這些創新的思想起初只是緩慢滲透，但支持者與企業贊助不難找。其中一位早期信奉者是華爾街顧問公司的合夥人，這位合夥人原本就是反政府小說家兼自由派精神領袖蘭德（Ayn Rand）的超級信徒。他的名字是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日後成為美國聯準會主席。一九六一年，他氣憤地說，「在這個國家，反托拉斯法的整套體系不合經濟邏輯、無知……讓人困惑、充滿矛盾、對法律細節吹毛求疵。反托拉斯的世界讓人想到《愛麗絲夢遊仙境》。」葛林斯潘說，問題不在大企業，在大反托拉斯和大政府。
內容來源：《金融詛咒：透過賄賂、壟斷及資源錯置，過度膨脹的金融體系正在使我們越加貧窮》商周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