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開始，國內積極培養核武人才、購買研究器材、建設核能設施，眼見1980年核武研發即將大功告成之際，台灣政局卻面臨蔣經國執政末期的渾沌情勢，當時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突然離台赴美，讓台灣的研發成果遭到美國全面封殺......
撰文=陳儀深/訪問，彭孟濤、簡佳慧/整理
為何美國對臺灣發展核武如此緊張？是因為我們踩到美國的紅線。
何謂「踩到紅線」？我們可以從北韓、伊朗的核武問題，大致了解所謂的紅線在哪裡，也就是在3到6個月內，可從已有的設施、材料、技術，組裝成一個可爆炸的核子裝置，而且能夠安裝在發射載具上，這就是美國認定的紅線。但當年沒有人清楚所謂踩到紅線的定義到底是什麼。雖然蔣經國再三地宣示「我們有這個能力但不製作」，但核武的研發工作一直在暗中進行，只要沒踩到紅線就不會有問題，他們也沒辦法阻止你做。其實從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說，他們不希望把臺灣逼到牆角，如同北韓一樣，這對他們沒有好處，而且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沒有好處。
郝柏村的點頭比白紙黑字更巧妙
當時郝柏村究竟有沒有下達命令，要中科院製造核武？坦白說，我沒有任何白紙黑字證明上級確實曾下達命令；就算有，我也沒看過。因此，我帶走整疊核武計畫機密資料的傳聞，根本是子虛烏有。
郝柏村當時是參謀總長，也是中科院的大總管，但代理院長黃孝宗才是實際負責人。黃孝宗是個微妙人物，當美國拒絕出售臺灣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後，就是在他的領導下，中科院的團隊成功自力研發「天弓計畫」。但為何他的頭銜是「代理院長」？因為儘管他受到蔣經國的信任，但仍保有美國籍，而代理院長不是正式官職，不需要通過忠貞度及國籍的考核。在代理院長期間，黃孝宗與美國的關係匪淺，所以郝柏村有時候開軍事會議或巡視核研所時，都是等黃孝宗到美國考察訪問時他才過來。在這種情況下，郝柏村更不可能會明確下達白紙黑字的命令。
1986年的某一天，黃孝宗不在時郝柏村來核研所視察，由當時的劉光霽所長實施簡報，說明所內進展情形。我們報告了一些有關核武製造能力的精進方案，以符合國軍的戰備需求。依照我們原先規劃，約可在1到2年內生產核武，但因物料的順利獲得與技術的精進，這期程大約可縮短成3到6個月內。郝柏村聽完後頻頻點頭，稱許核研所做得不錯。我認為這個動作比白紙黑字的命令更有玄機！他應該也覺得這個決心並沒有牴觸蔣經國的政策宣示。只是他萬萬沒想到，雖然沒有牴觸蔣經國的政策宣示，但他這個動作竟然意外踩到了美國的紅線。（註1）
高層面對核武立場不一致？
我必須強調，包括參謀總長郝柏村，和當時的所長劉光霽，以及核研所工作人員在內，都不認為這些提升戰備的努力牴觸了蔣經國宣示「絕不製作核武」的政策。並不是說當時郝柏村有什麼野心，故意踩美國的紅線，只不過郝柏村有旺盛的企圖心，他相信中科院精進核武製造能力是在不牴觸蔣經國的宣示下而進行的，此舉並無不妥。
到了1986年尾聲，情勢卻急轉直下。黃孝宗從美國回來後，到核能研究所進行實務座談，卻傳達出截然不同的訊息。黃孝宗要求我們專注於核電廠、強化核電廠安全運轉的研發工作，他並未提起任何有關核武能力精進的內容。換句話說，高層在核武發展方向的看法上，似乎未有一致的立場。這讓中科院的同仁覺得，多年來戮力於精進核武的製造能力，不但被高層視為不必要的工作，似乎也不再給予更多的支持。所以當時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心裡不太平衡。
1984年，我升任為核研所副所長，當時周仁章（註2）是第一所副所長。他和我在物理組時是同事，我還當過他的伴郎。後來我轉到核工組，1987年劉光霽所長到原能會當秘書長，周仁章才升為所長。之後，我們常因一些技術性的問題而有不同看法，難以尋求共識。但讓我下定決心離開的原因是周仁章升為所長之後，又派任具備核工專長陳宜彬（註3）擔任副所長，等於兩位副所長都具備同樣的專長。周仁章要升陳宜彬為副所長前，並未詢問我的意見，甚至連預先告知都沒有，絲毫不給我這位現任副所長應有的尊重。
與CIA的初次接觸
我必須再三強調，我決定和美國的合作，絕不是要出賣臺灣。非但不是出賣，反而是增進臺灣的權益以及維護社會的和平穩定，我秉持這樣的理念進而決定離開臺灣。國人說我是間諜也好，郝柏村甚至指責我叛國也罷，我都無所謂。但是，我始終都沒有背叛蔣經國對核武政策的宣示，我背叛的是郝柏村的企圖心。所以，我非但沒有背叛臺灣的老百姓，而且我一直惦記著國人的福祉、臺灣社會的和平穩定。另外，當時黨外的聲勢逐漸壯大，萬一核武的研發成果被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士所利用，絕對會危害到臺灣的安全，這也是我的顧慮。
總之，所謂「叛黨」、「叛國」的指責，我可不夠資格承受，近年來那些離職退休的高官顯要之士，哪位不是離棄臺灣人民，想要風風光光地在對岸打高爾夫球。當年我決定冒著生命、家庭、事業失掉的危險，阻止臺灣進一步發展核武，要背叛的是欲行軍事冒險、置臺灣人民利益於不顧的軍事強人。切記在1970年代，中共提出武力統一臺灣的三要件，即：當（1）臺灣宣布獨立，（2）製作核武，（3）遭外國勢力占領時。所以，我的出走是基於阻止臺灣製作核武的意圖，避免落入中共口實進而以武力統一臺灣。
當我在美國念書時，學校的學生外事處會密切注意做核能研究的外籍學生，不僅針對臺灣，也包含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等「敏感國家」的留學生，甚至連指導教授也不放過，美國政府會以不定時的電話聯繫這些教授。換句話說，他們都有這方面的消息，CIA根本不需要派人直接和你接觸，像賀立維在書中提及什麼金髮美女的陷阱、CIA的利誘（註4），我認為那種直接接觸都是相當愚蠢的做法。當你還是學生身分時，他們有必要暴露自己的身分，然後明目張膽地吸收你嗎？那都是低階的做法。若他們真的有意吸收你，也會等你回國，看你的後續發展是不是符合他們的需要，他們才會正式和你聯繫，若你也同意的話，他們則會安排測謊等後續項目。
簡言之，美方吸收的過程非常審慎，如果真如賀立維所言，那麼美國的情報部門絕對是個大笨蛋，根本不懂什麼是情報工作！
CIA持續觀察我，並與我進行正式接觸，是從1982年開始的。
附註：
1.郝柏村在1986年4月2日的日記中，寫到當日的參訪心得：「核能研究所所長劉光霽，以在一旦奉有命令，可在短期內完成核子武器的製造，此一工作計畫不違背我現在不造核子武器的政策，因為總統早已公開宣示，我有製造核子武器能力，但不製造核子武器，而保持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就是核能所的任務。」郝柏村，《8年參謀總長日記（下）》（臺北：天下文化，二○○○），頁九○六。
2. 周仁章，德國卡斯魯大學（University of Karlsruhe）中子及核工物理學系博士。曾任核研所副所長、所長、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學組組長、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教授等職務。
3. 陳宜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工博士。一九七七年歸國後進入核研所，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組長、副所長等職務。一九三三年轉原子能委員會，歷任核能技術處、輻射防護處、綜合計畫處、核能管制處處長等職務。
4. 賀立維在書中提及：「除了美色，CIA也必然會開出優渥的條件來利誘對方國家的人作為『內間』。例如臥底工作期間，每月可以領取相當於美國高階研發人員的酬勞；事發後則安排進入美國、發給全家人護照（亦即給予公民身分），並安排後續工作以及家庭安置等，而且被安排在證人保護計畫之下。」賀立維，《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臺北：我們出版，二○一五)，頁四四─四五。
內容來源：《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原標題為「郝柏村與黃孝宗」）由遠足文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