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會動物的脫逃史―以台灣松鼠為例

書摘

被展示的動物與人類有何互動關係?甚至於,動物有沒有可能主動影響歷史?筆者曾於2012年在一次偶然機會中,聽到亞細亞大學國際關係學科的青山治世教授提及一個台灣動物展示與小型動物園成立的故事,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解答的選項。

青山教授的老家在日本岐阜縣,當地金華山有許多台灣松鼠(タイワンリス),牠們是在1936年一次由岐阜縣主辦的全國性博覽會中,被從台灣送到當地,結果展覽期間部分台灣松鼠脫逃了,在附近的金華山繁衍,現在成為當地松鼠村裡很受歡迎的動物。

其實台灣松鼠「移民」到日本後,廣布在九州許多地方,岐阜僅是其中之一。這起有史可稽的台灣松鼠在日傳播事件,與1936年3月25日到5月15日,在日本岐阜市舉行的「躍進日本大博覽會」有關。當時台灣是日本的領地,在展場30多個館中也包括台灣館,館中展出台灣特有的物產,除了茶、蓪草產品、大甲藺製品等生活用品,也包括台灣特有的動物,而這些活潑的生命,是博覽會中一般較受忽略的。

台灣松鼠移民到日本,不只有從展覽會逃出來的還有被棄養的

依當時《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該次博覽會會場佔地約四萬坪,背面是金華山,台灣館則設在會場中央,地近山麓。依當時博覽會主辦單位發行的宣傳明信片,可知會場除接近山區外,另靠近長良川水岸,也就是該次展覽會展示當地傳統的鵜飼捕魚法的地方,這種利用鳥類替人類捕魚的方法,到今天都還是觀光的焦點。

同樣在當時博覽會發行的明信片中所見的台灣館外觀,顯然是依山而建,館後那片茂盛的樹林,應也是參展的台灣松鼠後來脫逃前往定居的區域。其實這次展覽會在當時台灣島外展覽活動中,並未特別受到注目。

事實上,幾乎同一時間內,在日本的福岡、四日市、津山也正舉行博覽會,並且都設立了台灣館;甚至同一年(即1936年)裡,在神戶、大阪、富山、豐原町的其他展覽會中,也都出現台灣館。若不是後來金華山松鼠村的設立,重新召喚了這次博覽會中台灣館的歷史,這次台灣松鼠的展覽,可能會完全被遺忘了。

所謂台灣松鼠,可能是指台灣的赤腹松鼠。依日本官方外來種生物資料庫的記載,牠們原產於印度東邊的錫金、緬甸,後分布於印度支那、中國東南、台灣。日本的台灣松鼠是從台灣南部傳入,野生於東京都(伊豆大島)、神奈川縣(東南部)、靜岡縣(伊豆半島東部、濱松)、岐阜縣(金華山)、大阪府(大阪城)、兵庫縣、和歌山縣(和歌山城、友島)、長崎縣(壹岐、福江島)、大分縣(高島)、熊本縣(宇土半島)等地。

傳入的途徑是1930年之後被當成寵物引進日本,從私人養殖處及動物園脫逃。也就是說,依日本官方資料,廣布於九州多處地方的台灣松鼠,除了從動物園(博覽會中短期的動物展示亦屬之)逃出後野生化之外,還包括一些將台灣松鼠當成寵物引入日本,而後棄養於野外的情形。

外來種多半不種多半不受當地歡迎,台灣松鼠也不意外

多半時候台灣松鼠在日本並不被賦予正面的形象,牠們的地位像是一群不太受歡迎的非法移民。許多日本官方資料曾提及台灣松鼠的種種問題,包括啃食樹皮對農作物及林業造成的巨大傷害,在屋頂築巢破壞住居、咬壞電線及電話線,在生態系中損壞樹木、食用綠繡眼鳥的蛋、攻擊日本大黃蜂的巢等,因此被列為需要防制捕獲的外來種動物。

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觀之,外來種的入侵是一項嚴重的生態問題,就如15世紀末歐洲人到達美洲後造成「哥倫布大交換」的結果,新的外來家畜大量繁殖的同時,美洲當地許多本土物種也跟著滅絕。即使在台灣,松鼠所引起的人和野生動物的緊張關係,以及如何維持自然生態平衡的問題,直到今天都沒有獲得圓滿的解答。

早在1908年的媒體報導中,就曾提到總督府殖產局在調查樟母樹時,發現深山裡的樟樹「多被栗鼠及小鳥之害」。戰後台灣關於赤腹松鼠為害的紀錄始於1951年,被啃剝的樹種以外來種的柳杉和杉木為主,自1963年起,林務單位、國科會等歷次組成研究小組、召開研討會,針對松鼠之生態及林木著手研究,試圖找出防除方法。

岐阜金華山松鼠村將台灣松鼠觀光化

但日本岐阜金華山松鼠村(リス村)是目前日本少數將台灣松鼠觀光化/動物園化的地方,此地對於台灣松鼠的書寫也配合展示的需要,偏向正面的筆法。

這座松鼠村位於金華山山頂,是1965年開業的小型松鼠動物園,僅約百坪。據該園官網的說法(也是青山治世教授的看法),其中的台灣松鼠是1936年從上述「躍進日本大博覽會」中逃出,野生後又被捕,重新被馴化而在松鼠村展出,是日本第一個松鼠園。

現在在網路上,還可以看到遊客戴著白手套親自餵食這些小動物的錄影實況,觀光客的反應充分顯示台灣松鼠可愛的形象。而在金華山松鼠村的網頁說明中,也提到這種敏感的小動物會將吃不完的橡樹果實埋入土中,果實入春後則會發芽成長,因此台灣松鼠也算是造林的功臣。

在松鼠村的網頁中,有關人與台灣松鼠相處的問題及生態上的難題,幾乎隻字未提。可以說,同一種動物在不同的人類眼中,也會呈現出全然不同的形象。

台灣松鼠在日本的歷史不但與博覽會有關,也觸及複雜的生態變遷問題,顯示出人與動物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動物不僅被動因應,許多時候其發展也會超出人類的預期,而促使人們必須去思考應對之道。

英國研究自然與環境的社會學家辛科利夫在談自然地理學中的社會、環境與生態時,很強調「非人類」(non-humans)的角色,認為牠們在自然歷史中充滿活力與動態,「自然」可能深受人類社會影響,甚至成為依存人類的「殖民地」,然而也可能與社會相互展演,相輔相成。

因此當一方愈活躍時,另一方也會被帶動,亦即自然與人類社會具有共同創造的關係;如果只用人類中心主義來看待這個世界,會備受局限而且不充分。近代台灣松鼠的日本「移民」史,似乎就是這種看法的具體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