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機遇與難題》從放寬美豬美牛進口看美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重組

兩岸國際

蔡英文總統宣布放寬美豬美牛進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隨即在推特發表推文表示,美方歡迎蔡總統放寬美豬美牛進口限制,而這項舉措為美台雙邊進一步經貿合作打開大門,他最後並讚許蔡總統的領導力。

美豬美牛開放進口,如果後續還有大工程FTA要談,對於台灣來說,是機遇也是必須克服難題,因為這就是武漢肺炎疫情之後的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的一環。

武肺疫情後,美國主導全球供應鏈重組

世事如棋局局新,就如美中台關係,3年前沒有人誰預知現今的變化,尤其今年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更是戲劇化的改變了美中貿易戰的步調,尤其因為疫情導致各種防疫物資的短缺,更讓美國驚覺中國對美國產業鏈的介入與控制之深,已經到了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程度。

因此自武漢肺炎疫情之後,美國川普政府開始重新檢視美國本土的產業鏈結構,同時將其與川普總統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號密切結合,積極推動美國與其盟邦的產業鏈重組,台灣成為產業鏈重組當中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

北京的盤算全落空..

因為武漢肺炎造成美國重大疫情所影響的供應鏈重整,恐怕是北京當局所始料未及。

中國原本盤算著:飽受疫情困擾的美國,由於本身深陷於疫情之中難以動彈,川普政府恐會更加倚賴藉著社會體制優勢早一步脫離疫情的中國經濟,讓中國得以扭轉美中貿易戰前幾回合的劣勢。

沒想到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政府不但不照著中國的盤算走,反而完全以釜底抽薪的以各種手段加速斷離對中國的產業倚賴。

北京的失算源自於兩個錯誤估算的疊加:一是北京政府想藉武漢肺炎疫情與黑人種族運動,以及中國長久以來對美國媒體的滲透利誘,一舉打垮川普連任美國總統的希望。

不過他們沒有料到是,川普總統與蓬佩奧國務卿這兩位同時具有軍校學歷背景的政治人物,思考模式當中存在著國家至上的軍人精神,也就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責任超脫於個人的政治生涯之上。

這次習近平錯估了川普

尤其是川普,一旦他自覺連任受到威脅,相對應的不是對北京政府妥協,而是更加速在萬一無法連任時,依然能奠基美國長遠國家利益的責任感。同時在很現實的選戰策略上,當民主黨對手遲遲提不出具有區隔性的的競選主軸時,與其在中間模糊地帶纏鬥,不如快速返歸基本盤鞏固死忠支持者的投票率更具有勝算。

在這樣的美國政情背景下,投射至台灣的就是美國在台協會AIT從4月起,就不斷公開積極推動美台之間的供應鏈重塑。不論是「真朋友,真進展」還是「美國價值就是台灣價值」,不論是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的來訪或是太平洋軍力在台灣周邊的部署。

這些不只是強勢的表態強化台美之間的實質關係,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明白,在全面圍堵中國的新冷戰時代,90年代的歷史教訓不能再一次的發生。

美曾放任台港當中國續命丹

那到底9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

當80年代共產主義的高牆紛紛倒下,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一一崩解之際,北京政府經歷了89民運,正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之時。鄧小平在九二南巡之後定調了改革開放的總路線,而來自香港與台灣源源不絕的經濟動能,不但成了北京共黨政權完美的續命丹,更讓整個中國得以向世界證明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活性,進而吸引全球資本投入中國而延續至加入WTO之後的爆發性成長。

對於過去30年已經和中國密不可分的台灣經濟結構而言,這是一個歷史抉擇的無比難題。

因為在美中貿易戰的全球佈局下,原本就互相存在著賽局理論中公有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潛在困境。也就是當美國與中國互相構築貿易壁壘時,任何第三國家都可能自美國或中國獲取比原先更多的利益。

北京掐死香港這個經濟命脈

就美國的立場,當然不願意見到台灣再次成為奧援中國的圍堵破口。偏偏北京政府在這個時候不但未能冷靜理性分析大局,反而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與蔡英文狂勝韓國瑜連任而亂了心性,掉進自己挖下的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泥淖。

北京不但在香港問題上一錯再錯,平白掐死香港這個自中國共產黨創黨以來一直賴以為生的最重要經濟命脈,更錯失了再次利用公地悲劇賽局懷柔吸納台灣產業與資金的歷史機遇。

而北京政府的這個關鍵錯誤決策,更隨著美國刻意高調的東亞軍事對抗佈局而騎虎難下,目前看來在美國大選前並沒有太多轉圜的可能。

台灣是美中之間相互不可切割的樞紐

當然,從台灣的利益著眼,第一個思考的一定是在美中之間是否存在著左右逢源的最大化利益。如同在蔡英文總統宣告開放美豬美牛之後,網路上就立刻有「台灣可以買美豬美牛加工後轉賣中國」的民眾意見。

確實從客觀條件而言,在香港逐漸失去自由港地位,美中貿易戰與軍事對抗持續,似乎台灣確實存在著成為美中之間互相不可割捨的臍帶樞紐地位與槓桿空間。

但是當台灣在思考自身戰略地位的問題時,千萬不能忘記的是在兩大國之間,小國沒有主動追求利益極大化的理論支持與現實空間。

任何台灣利益的考量,都是必須基於美國或中國利益的共同交集與主動意願,再加上台灣客觀條件的不可取代性,才是台灣在這一波重塑產業鏈的歷史機遇當中,是否得以尋得最適化難題金鑰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