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乳癌5年存活率達93%!走過30年...黃達夫:和信貴族的不是醫院而是人

醫療政策

「你猜猜看我們病人的教育水平如何?」

「應該滿高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是貴族醫院,但實際上我們的病人大專以上的只佔30%,而且我們醫院到現在還是虧本。」

這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在接受《信傳媒》專訪時,和我們展開的一段對話。

82歲的黃達夫,雖滿頭白髮,但精神抖擻、口齒清晰有條不紊,完全不像是一個年過8旬的老翁。他自信地說,和信醫院平均一位病人的住院天數是3.6天,其他醫院則是8-10天,「因為我認為醫院不像是家這麼好的地方,雖然我們盡量讓醫院環境變得很好。」

座落在台北市北投區的和信醫院,緊鄰關渡親山步道、紅樹林,自然景觀優美、遠離塵囂,醫院外觀設計新穎又富科技感,院內則有大片落地窗戶、採光溫暖明亮。一樓大廳牆上還有國寶級藝術家江賢二的作品,藝術氣息濃厚。

為什麼這間外界眼中的「貴族醫院」,多年來一直在「虧錢」卻仍繼續營運?背後經營者究竟想的是什麼?

自費不超過20%...「貴族的是病人,不是醫院」

「門診制度是不對的,門診的英文是Outpatient,代表外來的。」黃達夫直言,「你血壓今天量不錯,明天一定不錯嗎?門診隔一陣子來不是好作風,因為病人沒來的話,醫師也沒辦法知道他後續有沒有問題。」

黃達夫說,和信醫院開始使用patient portal(病人門戶)的方式加上門診制度,「我們會用手機跟病人聯繫,病人隨時可以跟資深護理人員溝通,護理人員認為有問題再告訴醫師,病人一有什麼副作用、劑量不對我們隨時知道,不會(靠門診)賺病人的掛號費。」

事實上,到和信醫院接受治療的患者,9成以上是健保病人,自費病人只佔不到1成。

「我們自費部分很低,不會超過20%,其他醫療機構都大概30-40%,當然也是要看疾病,像腫瘤有可能(其他醫院)會用質子治療,但那要130萬,效果其實跟我們用直線加速器一樣,他們說用質子治療毒性會減少,事實上現在都用電腦控制範圍,(效果)一樣好。」黃達夫分享。

不只多數是健保病人,根據和信醫院院內統計,每位病人的看診時間,內科平均30分鐘、外科門診也有10分鐘,「半天的診,一個醫師平均看20多位,給病人很多時間面對面交談,醫師看診結束再用電腦打資料,不會在病人面前做這些。」黃達夫很擔心電腦阻擋醫病間的交流,於是將電腦設置在診間桌子側邊,讓醫師和病人的視線不會被擋住。「patient portal是不用錢的,所以和信應該是非貴族醫院,我們到現在還是虧本,因為提供給病人的很多。」

黃達夫還提到,和信醫院醫師的薪水都是固定的,「不是你看多少人收多少錢,也不是業績或拆帳方式。」當其他醫院不斷增加病床數,和信卻一直維持在350床左右,每日住院的床數約180至200床,醫護人力也是其他醫院的2倍以上,「和信的護病比白天是1:5,大部分醫院都是至少10多個病人、甚至到20個,就會變成血汗。」

會不會覺得很冤枉,不是外界所講的這樣「貴族」?

「別人講來講去,我從來不去想太多,因為我自己的同僚有些也會這樣想,也不能怪一般人不這樣想。」黃達夫分享,雖然醫院收入稍微低於支出,但因為有人捐款,可以撐下去,「偶爾我們需要儀器更新,有些人就會捐給我們大筆錢。」

「我們的病人是我們的貴族,你要叫我們貴族醫院可以,但貴族的是病人、不是我們。」和信的病人年齡中位數是55歲,「雖然他們的知識水平不一定都很高,但他們的小孩大概是20-30歲,受高等教育、會看電腦、查google,所以會安心把父母送來這裡。」黃達夫說。

到和信醫院接受治療的患者,9成以上是健保病人,自費病人佔不到1成。(攝影/陳稚華)
和信醫院特別重視醫院整體空間設計與醫病關係,也是台灣少數的癌症專門醫院。(攝影/陳稚華)

全台首間啟用「定額VBP制度」治癌醫院

曾傳聞某醫院皮膚科醫師一診看1千多名病人,門診前有不同的照片,要病人選一個跟自己樣子最像的照片,就給哪一款藥。

在健保「論量計酬」的制度下,爆量門診、快速看病已是常態,且支付低。黃達夫舉例,「比如我平常看一個病人要40分鐘,給我180元,你去理一個頭髮也不只這個錢,所以很多醫師就用2分鐘看。我是做了55年的醫生,健保一樣給我180元,但來的病人可能都是困難的病才找我。」他認為健保支付制度沒有一個好的成本分析,去評估要用多少時間、人力,「而且最後扣一扣大概只拿到170元。」

黃達夫直言,健保訂這樣的支付制度「很天真」,「論量計酬已經是一個過時的制度,也許有段時間還可以,但現在已經不適合。健保如果要改革,應該要走向『論結果計酬』,變成一個包裹式的,比如我把你的病治好,而且不是一次,而是幾年來都控制很好,你才付我錢,我要看的是結果、價值,這個縮寫就是VBP(價值導向支付制度)。」

2001年11月,健保署同步推出乳癌、子宮頸癌、糖尿病、高血壓及肺結核健保醫療給付改善試辦計劃,和信是全台第一個使用定額(Bundled)VBP癌症治療的醫院。

黃達夫分享,和信當時跟健保合作乳癌項目,「因為乳癌是我們的大項,我們醫院的乳癌5年存活率93%,高於平均標準。」根據和信醫院統計,院內病人10種癌症的5年平均存活率高達74%,「包括最壞和最好的,肺癌、肝癌等等,台灣多數醫學中心平均是52%,我們高於他們22%;口腔癌算比較不好的,但數字也比台灣平均好。」

為什麼數字會比別人漂亮?

「因為我們是以VBP的形式去做,用全程、全方位治療,而且不斷評估結果,是多科整合的,不是事後才去會診。我照顧一個癌症病人不會只管他的癌症,他可能還伴隨著糖尿病、心臟病問題,肝或腎可能也不好,都要一起考量結果才會好。」黃達夫說。

他強調,其實不是VBP制度有多了不起,「而是你不能說照顧一個乳癌病人,他5年後復發不關我的事,絕對不可以這樣!病人假如活得不健康,你不能說這不是我的責任。政府設一個全民健康法就是為了要增進全民健康,但現在光是第一條就沒做到,都是生病了給你開藥,但一直在疾病裡面循環。」

黃達夫說,台灣的病人會跑來跑去,「但我們的追蹤率超過90%,所以病人就會黏著你啦!」他也很常收到病人的回饋信,每一封病人寫來的信,黃達夫一定親筆回,有些也因此成為多年好友。

受邀回台分享美國「以病人為治療核心」理念

25歲赴美國,50歲時回台,會有VBP制度、以病人為治療核心的想法,黃達夫坦言受美國那段時間的學習影響很大。

「我對民主、自由、公平、人權的尊重看得很重,我是1939年出生的,二次大戰結束我才6歲,最初那段時間是日本人統治台灣,1945年光復後我就進入國小,當初的教科書也都有限制,不鼓勵你追求自己的想法。」黃達夫回憶。

所幸,黃達夫父母對他的管教及選擇志向都相當尊重開明,「我父親本來希望我讀工,但我母親很認同我學醫,我從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讀建中,校長非常好也對我們很自由,我就讀自己想要看的、找資料、找答案。」

1964年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黃達夫隔年便赴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教學醫院,進行內科住院醫師訓練,1967年赴杜克大學醫院接受內科及血液、腫瘤科專科訓練,2年後即任教於杜克大學醫學院內科。

「去美國後,前面這段時間的教育背景就非常有用,因為美國的教育方式就是這樣,自己讀、發現問題、找答案,非常適合我,所以我在美國很能發揮自己的興趣特長,短時間就達到我想要的境界,到現在還是杜克的永久教授。」

黃達夫回憶,當年他升上杜克大學醫院的永久主治醫師時,問他的老師兼老闆 R. Wayne Rundles期待他做什麼?「他問我想要做什麼,有困難再來找他,是我決定要做什麼,不是他決定我要做什麼。那個環境告訴我,我可以自己發揮要做的事情,他對我從來沒有『不』字,所以我也很不喜歡說『Don't do this』。」

黃達夫非常感念杜克大學醫院的老師兼老闆 R. Wayne Rundles(圖中黑白照),對他日後經營醫院影響也相當深遠。(攝影/趙世勳)

在前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李國鼎的邀請下,黃達夫於1989年返台,1993年至1995年擔任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我跟張忠謀同一個時期,都是李國鼎叫我們回來的,把從美國學到的帶回台灣,李國鼎跟我說,台灣癌症是死因首位,假如沒有做什麼事情的話永遠會是首位。」

在與李國鼎交談後,黃達夫有了進一步的想法,希望在北、中、南、東部設立癌症中心,以台北為總部,每月開會一次決定整個治療方針,再各自發揮,「我寫了一份可行性評估報告後開了一次會議,結果很多人反對。因為台灣是山頭主義,你要把他的山頭拿掉當然反對,所以後來才由辜振甫先生出錢做一個小規模的(和信醫院)。」

不過黃達夫沒有放棄改革的理念,在2009年撰寫「健康照護的根本改革白皮書」給中研院、政府單位,「我去找很多專家來談然後寫出來,那時候翁啟惠還是院長。」不過黃達夫也發現,要上達諸多意見,台灣仍不像美國時那樣自由,「教育部、衛福部、行政院...各部會、各單位都有他的規定。」

黃達夫的父母─黃逢平與辜津治(圖右)於1929年的結婚照。(攝影/趙世勳)

黃達夫:和信的下一個30年應走向...

即便無法將理念拓展至全台,黃達夫仍堅守初衷,並落實在和信的每項醫院管理及治療策略,每天工作仍超過10小時、一週有近10個會議要開,每天空檔仍不忘去探視病人......「我是馬不停蹄啦,不像超過80歲的人!」還不打算退休的黃達夫笑說這是他的生活日常。

下一步還有什麼計畫和期許?

「和信已經30歲了初衷都沒有變,我們董事會也很特別,不管企業界、文化界、法律界的董事,很能夠原諒我,對我的支持從來沒有變過,也不會要我說一定要賺錢;到60歲的時候我希望做好預防跟早期治療。」黃達夫說。

他認為,「預防」不只是給病人癌症方面的了解,還要讓民眾不會暴露在危險因子下,「糖尿病50歲以上的在台灣佔了30%,這比例很高,像是禁菸還要搭配運動,都會減少像糖尿病的問題產生,只要不亂吃藥、糖尿病控制好,腎臟也不會弄壞掉,視網膜病變也可以減少。」

黃達夫分享,平日除了在醫院走動,假日也會跟太太一起到大安森林公園健走,「運動會讓心臟功能復原、血管硬化帶來的高血壓問題減少,很多疾病都減少就可以活得更長更健康,這些都是未來30年我們要強化的。」

一路以來跟外界聲音很不一樣,是什麼樣的理念或熱情,支撐黃達夫走到現在?

「我在學生時代做什麼就都自己決定,不是別人幫我決定,做醫生也是自己的決定,要做一個不賺錢的醫生也是自己決定,當然世俗眼光可能會認為做醫生就是要賺錢,這不是我人生主要的目標,雖然我也達到了。」

黃達夫除了醫學書籍外,政治、外交、文學、藝術等古今中外的書籍都有涉略,他笑說自己是「宅男」,只要有書的地方就夠他待上一整天。(攝影/趙世勳)
國寶級藝術家江賢二,送給黃達夫的油彩作品《比西里岸之夢》。(攝影/陳稚華)

「醫院假如可以不開最好,不需要看病最好,當然完全不生病這也是不太可能,不過能讓健康的時間延長、躺在床上的時間短,這個社會就會幸福。」黃達夫認為,醫療若能做到全人、全方位、全程、全家這「4全」加在一起,就會很好。

有一雙兒女的黃達夫,兒子承襲他的專業,到哈佛、杜克醫學院讀醫選擇外科,現又跨足大數據,女兒則是念建築設計。一路走來,黃達夫一手創建了符合自己理想的癌症醫院,儼然是外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但他不想獨佔這份勝利,也希望身邊的人能因他的付出而感到幸福。

黃達夫知道,醫生要對抗的是疾病、要照顧的是人,唯有「有溫度」的醫療,才能夠真正打擊病毒、溫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