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是個分工合作而發展的社會，不與別人分工合作的人不只無法享受高品質的生活，甚至很難存活。一個國家之內雖有很多人可相互分工合作，但也仍須和其他國家分工合作才能得到高所得的現代生活。
個人參與社會分工要選適合自己能力和性向的工作，國家參與國際分工也一樣要選符合其國際比較利益的產業或經濟活動。而時代在變，各國的國際比較利益也隨而改變，所以國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定位也要不斷改變。跟不上該有的改變或選擇了不正確的定位，都會使國家發展相對落後。
國家要依比較利益參與國際分工
在經濟發展初期國際比較利益主要決定於氣候等自然因素。國際貿易多屬簡單的互通有無，或者基於由生產力差異決定的相對生產成本，如李嘉圖的貿易理論。而在技術較發達但相對穩定而使各國技術大致相同的時代，若各國可用的技術大致相同，各國擁有之生產要素的相對多寡變成影響對生產成本和國際比較利益的重要因素。
這就是國際貿易理論中主流的Heckscher–Ohlin理論的主張，勞力（資本）相對豐富或便宜的國家應該且自然會出口勞力（資本）密集產品。
而在技術進步較快的時代，技術領先的國家可因技術而在某些產品具有較低成本而佔有國際市場，甚至可因技術而創造出全新的產品而獨佔其生產和市場。
技術落後的國家只能被獨佔，或只能等相關技術更成熟而更多人可運用之後再加入生產，並因為已有更多國家競爭生產而只能得到較低的售價和所得。這即是雁行理論、產品循環理論、以及不少現代貿易分析所討論的情況。
比較利益的重點隨經濟發展而改變
這些不同的貿易理論或國際比較利益的決定因素雖好像對應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但即使在當前技術快速進步的時代，不同的理論和因素仍然同時發揮它們的作用。實際的國際比較利益和貿易常同時在不同產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到產品差異化、市場結構、規模經濟、群聚效益、聯結能力、以及靈活性等等很多因素的影響。
所以台灣現在和未來不能只依一種理論或少數因素來選擇產業，很多產業或產品可因不同的因素而得到比較利益或競爭力，企業要各憑其資源和能力評估和改善其產品競爭力。
而除了氣候和天然因素以及人口之外，技術和其他因素都不是先天決定而是可以靠後天努力而改變的。換言之，現代各國的國際比較利益有很大部分是由努力，特別是長期努力累積而形成。因此現在選擇的產業和國際分工定位不能只考慮現有的國際比較利益和企業利益，也應將透過現在之努力而影響未來的國際比較利益和發展機會的作用考慮進來。
台灣過去兩甲子在國際貿易的定位相當成功
台灣執政者和人民過去在國際分工的定位大致上都符合當時的國際比較利益，但有時在改善未來競爭力和比較利益方面的努力尚有不足。現在國際競爭的情勢更為複雜多變，台灣必須更注意找尋適當的定位和未來發展機會。
一、1900年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規劃的農產加工業支持了台灣60年的發展
在20世紀之前台灣在國際貿易中的定位主要決定於自然因素，出口也以初級產品為主，政府和人民主要的努力是讓天然的比較利益能多發揮而多賺一點錢。兩甲子前也就是1900年前後是個重大的轉變。
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決定要積極發展經濟，因此邀請農業專家新渡戶稻造來台灣。新渡戶稻造在1900年離開美國，先到一些國家考察相關政策，而在1901年2月來到台灣，不久之後他就提出發展糖業的計畫，並出任糖業局長。
製糖這項現代農產加工業快速在台灣發展起來，直到1960年代仍是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和外滙收入來源。台灣砂糖對日本的出口在20世紀前40年成長了約150倍，砂糖佔台灣對日本出口值的比重在1920年高達75%，到二戰時期也仍有四成。
1949年為了停止高速通貨膨脹而將舊台幣改制為新台幣時，新台幣的發行準備除了通常的黃金、白銀、外滙之外還有一項「可換取外滙的物資」，那主要就是砂糖。1950之後協助台灣經濟發展並彌補外滙不足的美援在1960年代初期要終止時，國際糖價的暴漲讓台灣適時出現1949之後首次的鉅額出超，而免除了外滙短缺的憂慮。1900年時正確的定位使糖業和其他農產加工業對台灣做了60年的貢獻。
二、1960年的獎勵投資和代工出口產業又支持台灣一甲子
1900年的60年之後，台灣和世界經濟已經和1900年時很不相同。台灣在那60年間農業和農產加工業賺到的所得和財富的協助下，教育和各種建設已達到甚高的水準，只靠農業和農產加工業已不足以支持人口和所得的成長，所以1960年前後台灣又進行政策和國際定位上的重大改革，包括放棄複式滙率和新台幣的適度貶值、外銷沖退稅和稍後的加工出口區、以及1960年施行的獎勵投資條例。
這些政策背後本來似乎並沒有以積極擴張出口為主要目的，但由於先進國家恰好開始推動貿易自由化，所以這些政策和人民的努力就讓台灣產業依H-O理論和雁行理論，發展出口勞力密集產品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的成熟產品。出口擴張成為國際矚目的東亞成功發展模式。
這新方向至今走了60年，其間產業內容一直隨內外環境而改變，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也漸由低勞動成本走向研發和知識經濟。台灣整體的發展仍然不錯，但可惜有一部分努力的成果並未再投入做為未來競爭力的基礎。
高地價和泡沫經濟使相當多資源流向非生產性的人土及用途，1990年之後的大量產業外移則使部分產業失去在國內致力產業升級的興趣或能力，而使當時很多已相當成功的傳統產業未能成為繼續發展的基礎。所幸少數留在台灣努力的傳統產業廠商仍有可觀的產業升級成果，而全球電子資訊業的快速發展更給台灣在既有代工出口的模式下得到一波新的發展和升級機會，所以1960之後這60年台灣也仍有可觀的發展。
但和韓國或其他國家相比，台灣人民常覺得台灣在新產業和技術的發展上似乎略有不足而較缺信心。最近國際各項情勢又有甚大的變化，全球分工的方式將因而有較大的改變，所以台灣應該再仔細思考自己在國際經濟中的定位，以確保現在和未來的發展。
近年影響比較利益和國際環境的重要變化
一、中國成本上升且競爭威脅提高
近來影響台灣國際分工的重要變化中較早浮現的是中國經濟的變化。中國因為經濟發展使工資快速上升，勞工福利和環保等方面的成本也上升很多，因此在中國之生產和其他跨國企業早有搬離中國的打算和行動。中國產業升級和進口替代的政策，也漸改變了中國與台灣及先進國家之間的分工。一些原來以為中國和台灣及先進國家之間是互補關係的人，也漸發現中國是強力的競爭者（陳博志，2015）。
二、物聯網等新技術大幅改變競爭力和比較利益
改變全球分工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技術進步。物聯網、產業4.0、大數據、5G、和AI等等新名辭代表的新技術被認為將大幅改變即有的產品和國際分工。這些新技術不僅創造了很多新產品來替代既有產品，新的生產方法使用勞工等生產要的密度以及要配合的人員能力也要改變，生產地也可以更分散而可能選擇較接近消費者。新技術也可能造成更多失業的問題。
三、上一波全球化的失業等後遺症逐漸明顯
改變全球分工第三個重要因素是上一波全球分工的後遺症逐漸暴露和被證實。
上一波全球分工的主要動力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它所造成的分配問題常未被注意和處理。於是較高所得國家失業乃至部分地區經濟衰敗的後果逐漸成為重大問題，而使很多人質疑全球化的正當性。而國際貿易的H-O理論雖然主張資本和技術相對豐富的國家應進口而非出口勞力密集產品，但理論只說這些國家通常要生產較少勞力密集產品而非不生產。
不過在成本競爭壓力下，中高所得國家在上一波全球化中有些產業外移的速度很快，外移的程度也超過實際所需，而造成更嚴重的生產及薪資下降（陳博志，2017）。現在不少國家有必要重新發展一些勞力密集產業或再工業化，來讓無法在高技術產業得到工作的人有工作機會。
四、有些國家藉不公平政策奪取太多利益的現象已被重視
上波全球化時各國也有點急躁，主要國家對未來發展太過樂觀而未做好必要的國際規範和防範工作。結果有些國家利用政府補貼和行政障礙等等不公平政策來搶奪別國的市場，有些國家用其市場獨佔力和政治壓力強迫外國去投資或移轉技術，有些國家放任企業或由官方主導竊取外國的技術，有些國家想以設定產品標準等方式掌握未來發展，也有國家用貿易做為政治上脅迫外國的方法。這些現象在川普總統對中國批評和制裁之後，已更廣為各國認識，而有不少相關的政策出現。
五、肺炎使大家更重視找可賴的對象合作
在武漢爆發而擴散到全球的肺炎疫情，使大部分國家和廠商注意到供貨及生產鏈中斷的國際分工風險、全球化之下衛生和國家安全相當脆弱的事實、資訊不透明社會可能隱藏的危機、不可靠的合作對象可能帶來的傷害、以及想支配別人或稱霸天下之心態對世界的威脅。因此國家和廠商對國際分工的策略將結合前述各種因素而有更大的調整。
全球分工的可能移動方向
這些重大的變化在幾年內同時發生，影響全球分工的各項因素之相對重要性也將因而有較大的變化。各國和企業的國際合作態度或方向至少有下列十項重要的改變。
一、國際分工將由偏重降低成本改為同時注意安全
肺炎以及貿易爭議造成供給不足甚至供應鏈中斷的現象，提醒大家不能只求降低成本，而要把未來發生疫病，有人以病毒做武器、以及有國家因貿易和政治爭議而以中止出口某些關鍵產品做為對抗或制裁手段的可能性考慮進來。有些產品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也在近年暴露出來。所以未來企業和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將比以前更重視安全問題。
二、企業和國家都將更重視很多產品的自給率
提高自給率是提高安全性的重要方法。在和醫療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產品，以及關鍵原料和零組件，高自給率將是很多國家的目標。而產業4.0等生產技術的進步，也使提高自給率及配合本地需求之生產方式更易實現。
三、追求改變產業甚至產品的靈活性
在變化風險較高的情況，產品的產量甚至形式若能較靈活改變即可以抵銷部分風險。而新的技術有助這種靈活性，但也可能抵銷一部分台灣廠商原來在靈活性上的競爭力。
四、避免和想整碗端走的對象合作
過去二三十年某些國家或企業由參與合作而逐漸水平擴張佔有大部分產品市場，或者垂直擴張佔有整條生產鏈的做法，提醒大家減少和有這種意圖的對象合作。
五、積極揭發和對抗其他國家和企業的不公平政策
不公平政策早已存在，在某些國家也十分嚴重，但過去不少人以為等這些國家較有錢之後就會改過，很多企業也試圖忍受或甚至反過來利用外國的不公平政策來獲利。川普總統藉強力制裁來揭發一些不公平政策之後，很多國家將發展合作制裁的方式，人民也將更積極揭發各種不公平政策。
六、企業和國家將尋找可靠的對象做較長期的合作
為了提高供給的安全、降低被整碗端走的風險、避免技術和商業機密外流、以及防止對企業和國家安全的傷害，合作對象的可靠性將更為重要。以往買方只求低價買貨及賣方以低價搶市場而打了就跑的做法將相對減少。
七、每個生產鏈將只分到較少國家
為了降低貿易和運輸風險，也因為新的生產技術降低勞動成本的重要性並使很多產品能在更多地方以合理成本生產，所以國際生產鏈不必再為降低成本而細分到很多國家生產，而可能只分到較少數國家生產。國際生產鏈由像一串珍珠變成像一串香腸。而為了更降低風險，有些段落可能數條香腸並聯而非只有一條。只靠一小項中間產品或加工過程的低價而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將減少。國際競爭力的比較有些將由個別零組件或加工過程之間移至一群相連的零件和加工過程之間。這群產品的廠商間的合作能力或垂直整合，將成為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之一。
八、擴大相似和差異性產品的水平分工
由於很多產品生產上具有最低規模的要求或大規模經濟，所以若國家要在各種產品都要有高自製率將會使成本和價格偏高。一種早已有的做法是幾個國家分別生產相似或差異性的產品中的某幾種，平時透過水平分工讓人民可得到多樣化的選擇，而各國自用加上出口也可達到規模經濟，萬一貿易中斷時本國仍可靈活以稍高成本多生產幾種，人民雖可選種類減少且價格上升，仍可滿足基本的需求。
九、生產將由少數世界工廠分散到更多國家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產品有高比例是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生產，後來有很多產品改到中國生產，但隨這些較早投入全球市場之國家薪資的上升及更多開發中國家的加入全球競爭，生產已漸擴大到更多國家。產業4.0等新技術、分散風險的要求、以及為了避免某些國家濫用獨佔力量，將使生產分散到更多國家發展。換言之各條生產鏈可能分到較少國家，但所有生產鏈合計可能分配到更多不同的國家組合。
十、知識和技術創新將更是中高所得國家產業發展的主力
從前大部分新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只能在技術較高的國家生產。過去三十年數位化的技術已使很多產品更容易拿到中國或其他開發中國家生產，而得到先進國家一樣的效率和品質。產業4.0等新技術將使產品更易移到技術較低國家生產。所以中高所得國家要好好運用其較高的技術、教育、和生產能力做出更快更多的創新，才能在國內保有較多較高值的生產。高所得國家若輸掉創新的競爭就可能被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拉低薪資和所得而成為普通國家。
台灣的適當定位
一、台灣要做自由而公平的國家
在上述國際情勢和國際合作方向的變化下，台灣的做法也該有些改變。首先台灣要自許為自由而公平的國家。小國用不公平手段對付別人的效益通常不大，現在更易遭到報復或抵制。
適時廢除違背國際規範的限制或不公平政策是國際責任，盡了國際責任可能得到更多合作的機會，但若想用盡國際責任來要求外國給予其國際責任之外的優惠，則是自大而不合理的想法。做為遭到孤立威脅的國家，台灣和北韓不同，比較適合做模範生而非抗爭者，要運用利益而非懲罰來爭取國際合作。
二、台灣不要用不公平手段搶奪別人的生產
台灣和其企業要以互惠的態度參與國際合作，別想用不公平的手段把生產鏈中原屬別人的部分也搶過來。這樣才可以得到更多合作的機會。即使是台灣已領先世界的產業，也可適度到國外生產以分散風險，並滿足某些國家提高自給率和降低風險的期望。廠商在避免關鍵性能力外洩的前提下，也可藉此擴大人才和新技術的來源。
三、台灣要做可信賴的合作伙伴
台灣要做可靠的合作伙伴。有些國家已在籌組可信賴國家的聯盟，企業也會找可靠的伙伴合作，以避免被隨便抬價或中斷供給，商業機密和技術被洩漏，以及在產品中被加入不當的成分而危害使用者或國家安全。對生態環境和社會公平的傷害也漸受使用者和相關業者的重視，在這方面不守規矩廠商也會失去商機。
即使大部分廠商都這樣努力，少數廠商及員工的惡行仍會造成國家和企業形象的重大傷害。所以政府要有更強力的政策來防止害群之馬的不當行為。例如對盜取技術和機密給外國或其他企業的員工，即應加強取締處罰（陳博志，2020）。
四、要珍惜和善用既有產業和技術基礎，不盲目追求最新事物
台灣很多產業可善用既有的基礎和比較利益追求進一步發展。研究創新的能力也有比較利益的問題（陳博志，2009），有些最新的科技領域台灣可能在起跑點已經輸人而不易逆轉，所以不要看到新的就盲目投入，而要先評估在競爭中勝出的可能性（陳博志，2019）。而已經領先外國或甚有基礎的領域再保持領先或競爭力卻常較容易。所以大家要珍惜和鞏固既有領先的產業並追求其進一步發展。這裏可能的政策包括對技術研究、人才培育和必要投入品的協助，告發競爭國家的不公平措施，以及不冒然升值的滙率政策（陳博志，2011）。
五、維護完整產業群聚並強化關鍵能力
政府要維護完整產業群聚並強化其中的關鍵能力。由於很多產品的全球生產鏈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樣細分到很多國家，能分到生產鏈的國家可能要負責比以前稍長的一段生產鏈，一國被選上的標準將是那一段生產鏈整體的競爭力，因此在那一段有完整產業群聚，以及其中有某些甚具關鍵能力的國家較能取得參與分工的機會。若群聚缺少某些重要不易進口或進口風險較高的產業，政府宜設法鼓勵發展補足。而群聚內各廠商的合作有時也須政府提供合理的法規及適當的協助。
六、發展差異性產品和水平分工
台灣有很多產業可加強發展差異化產品。各國雖想提高某些產品的自給率以確保安全供應，但產品生產仍有必要的規模經濟而難什麼都自己做。可信賴的國家之間可分別生產近似而有差異性的產品，平時互相水平貿易以提供人民便宜而多樣的選擇，萬一貿易有困難時也仍可以較少的選擇和稍高的成本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台灣原在產品差異化甚有競爭力，近年最終產品產業大量外移而降低了這項競爭力。台商回台、新南向政策、文化創意、以及新的數位技術發展應是重新發展差異化產品的時機。
七、善用資金和其他優勢來協助創新
強化創新精神和環境。既有產業的繼續升級和差異化，以及參與全球生產鏈雖然必要，但創新特別是全新產品和產業的創造更是維持發展動力的重要途徑。台灣有強烈的創新意願和自由創意的空間，但協助創新創業的配套能力及產業仍很值得改善。資金是台灣相對豐富也就是具有比較利益的資源，台灣應善用這項資源來協助更多創新。
不公平的補貼政策易受外國批評，但政府改善資金管道以及參與投資都是合理可行的方法，台灣也可藉資金吸引外國創新者來台創業（陳博志、鍾俊文，2000），以補台灣本身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之不足。
八、改善生活環境以吸引人才
改善生活環境以留住和吸引人才。未來高階人才的國際交流可能替代一部分目前的產品貿易交流。台灣是世界上生活相對自由、安全和方便的地方，只惜居住成本太高而品質不足。改善這些問題，將可吸引更多創新創業者及人才在台灣努力。南部仍有廣濶土地，應好好運用來提升南部乃至全國吸引人才的競爭力。居住問題要更重視全國合適的供給而不只是台北的房價。
九、國際分工合作由貿易擴大到資金、人才、以及發展機會
對新南向及其他友好國家的合作要由貿易擴大到資金、人才、以及共同發展機會。台灣可鼓勵双方人才到對方創新創業，把協助解決各國社會問題和人民需求當成創新創業的泉源，並承諾在適當時機轉移部分產業和技術給發展程度較低之國家。
十、在國際社會積極提出建議
要在國際社會提出積極的建議。台灣處於大國和小國之間，以及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台灣也是常受國際社會的歧視而最被孤立的國家之一，所以台灣最有經驗和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的國際規範。2020年台灣防疫的成果乃至和平抗拒威脅的表現已廣受肯定，台灣應努力為世界提出公平而兼顧各類國家的建言，以貢獻世界並提升能見度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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