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1945年以後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永遠是最被懷念的（沒有「之一」）。清亮迴響的「傅鐘」之聲，永遠與台大學子的校園生活，晨昏共鳴，更是他們共同的生命記憶。逝於校長任上，將生命奉獻給台大的傅斯年，更該被記得的，不知凡幾；他的清廉自持，就是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頁。
面對批評，不以為忤
故事得從《中央日報》記者張力耕對台大醫院的批評說起。身為「無冕王」，張力耕對台大醫院的不良風氣，筆下不假辭色。身為台大校長，傅斯年對台大醫院的情況，知之甚明，他自己就說，就任之後，耗去2/3的時間處理台大醫院的事，「視為天字第一號的頭痛」（劉廣定，《傅鐘55響：傅斯年先生遺珍》，頁一八九）。
對於張力耕的批評，傅斯年則不以為忤，兩人因此結下了交情；彼此交誼之深，甚至到了傅斯年開口要他趕緊送稿費來的地步。因為就在傅斯年撒手人寰之前，他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1950年11月29日），文章登出來了，稿費100元始終沒寄到，傅斯年只好向張力耕「討債」（《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五五）。
這不是傅斯年撰文都為「稻粱謀」之舉的第一次。1935年9月30日，當年他為了與奉「命」成婚的丁夫人離婚時，就為了付贍養費，在「愁悶」與「心神不安」之際，致函好友丁文江籌謀討論如何「出售」文稿以增加收入，希望隔年一月起能每月付出150元贍養費。傅斯年為付出贍養費而苦心焦慮，卻是他為爭取自己的幸福，必須付出的代價。
來到台灣，傅斯年向姪子傅樂成說，在這裡「要準備過苦工甚至奴隸生活」（《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一四），既反應他的決心，也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
只領台大薪俸，其他一律回絕
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每月薪水400元，還得扣掉台大教職員人人必繳的一成房租費，實領360元（《懷念傅斯年》，頁四三），偏偏當時在台大校長宿舍裡卻是「人丁興旺」，有一大堆人與傅斯年、俞大綵夫婦住在一起：姪子傅樂成、俞大綵的哥哥俞大維、胡適夫人江冬秀、台大教務長錢思亮夫婦與其三子錢復、法學院教授林霖，外加校長祕書那廉君、跟在身邊十餘年的老媽子龍老太太，還有位幫忙看門的小青年徐商祥（俞大綵，〈憶孟真〉，頁二四一、那廉君，《臺大話當年》，頁一一、《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一○、一四）。確實，「臺北居，大不易也」。
本來，傅斯年可以具領的費用不只台大校長的薪俸。有人嘗建議傅斯年，可以申請列支校長一職的特支費，但被他一口回絕（《台大話當年》，頁七七）；而傅斯年還是總統府資政，自然有特任薪俸可領；外加可以支領兩位祕書與兩個副官的薪津，他卻從來不曾領過；連跟隨傅斯年十年以上的祕書，都是後來聽人說起，才知道他居然有此一銜（《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七九）。
傅斯年窮得比你想的還要厲害
廉潔如此，傅斯年一家的日子當然不好過。有天，傅斯年向妻子俞大綵開口要十塊錢，太太的回應卻是：「我只剩幾塊錢了，還得買菜」，無以應之。身為「老煙槍」的傅斯年，沒錢抽好煙，只好要工友拿一塊錢去買包舊樂園牌香煙回來，一支一支撕開，裝進煙斗，「吞雲吐霧」（《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一一、一四）。
俞大綵回憶，傅斯年去世那天早上，她買了四包七毛錢一包的芙蓉牌煙絲送給丈夫，他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比樂園便宜多了」（《懷念傅斯年》，頁四八）。傅斯年又從來不講究穿著，總認為一個人有5套衣服就足夠了（《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一四），所以他的褲子上常被煙灰燒出破洞，補了再穿；上衣胸前有墨水汙漬，染成深色再穿。當時台灣保安副總司令彭孟緝常愛說，要檢舉台大校長傅斯年「服裝不整」，因為來接他參加正式宴會時，居然發現傅斯年穿的鞋一隻黃、一隻黑（〈憶孟真〉，頁二四二）。
那麼，傅斯年撰文寫稿以謀稿費，也就理所當然。妻子俞大綵回憶，人們都知道傅斯年窮，可是沒有想到他會窮得那麼厲害。冬天天氣冷的時候，家裡生了一盆炭火，可是，他每夜寫文章總是寫到很晚，老覺得冷，直嚷著腿凍得受不了。有天晚上，他很高興地告訴太太，說《大陸雜誌》來邀稿，主編董作賓答應提前給稿費。
傅斯年向妻子提議：「等錢拿到了，一半留給妳，其餘的一半妳給我作條棉褲好不？ 要厚厚的紮褲腳的」。俞大綵卻開玩笑說：「你穿了會更難看，像個鄉巴佬。把以前在美國時穿的一條羊毛褲穿上算了，錢無利息存在我這裡」。被太太頂了回去的傅斯年，只好說：「好，那就算了吧」（《懷念傅斯年》，頁四八）。可以說，傅斯年身為台大校長，開口向記者「討債」，不是沒有原因的。
傅斯年的稿費，不只為自己
傅斯年的稿費，不是拿來只為了改善一己的家計而已。俞大綵回憶，某日傅斯年回家，非常興奮的說，看到學生的一篇好文章，極為激賞他的文才。約來面談才知道這位學生家境貧寒，又患深度近視。問他何以不戴眼鏡，該生默然不答。傅斯年去世後幾天，衛生署長劉瑞恆來見俞大綵，交來眼鏡一副，說是傅斯年託他在香港為學生配的。俞大綵接過眼鏡，不免淚濕衣裳。問劉瑞恆需款若干，他卻連連搖著雙手說，不用了，傅斯年早已經付過了（〈憶孟真〉，頁二四四至二四五）。
又有一回，傅斯年為台大招生出了幾道題，拿到了180元的出題費，於是邀請了近20位記者，另請北大老同學羅家倫和台大文學院長沈剛伯當陪客，到家裡吃大餅、牛肉湯，夫人俞大綵親自下廚。為免遭受說他拉攏新聞界的批評，特別聲明，吃飯時不准談台大的事，只能天南地北，隨便聊天（《傅故校長哀輓錄》，頁五六）。凡此諸端，在在顯示傅斯年絕非「猶太」之流。身為台大校長，傅斯年處理自己的經濟問題，有所為，有所不為，盤算的絕對不只是自己而已。
身為台大校長，傅斯年「爬格子」的故事，好似與他對台大的卓絕貢獻關係不大。然而，台大校長，不僅僅是台灣那麼多的大學校長之一而已。台大校長儼如台灣學術界的龍頭，人們對膺任斯職者的期待和重視，其言行舉止可能展現的示範意義，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校長。傅斯年形式位居廟堂之高，實為身處貧賤之境，他的抉擇和作為，自是典型永在。重述傅斯年稿費故事，正是意蘊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