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台灣「生死交關」的一年，出生數較死亡數少了近8千人，首度出現「人口負成長」現象，顯示當局近年來推動的少子化對策，恐力有未逮。
說到生育率低迷，幾乎都會提到女性教育程度高，年輕人偏好自由主義，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婚、不生。但若耙梳其背後結構性因素，可發現晚婚與低薪才是問題所在。
經濟好轉，台灣生育率卻溜滑梯
事實上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未必高於鄰近國家，但育齡婦女25歲至34歲間者的勞參率卻高達85％以上，甚至高於歐美先進國家，因此如欲提高生育率，勢必在營造友善生育職場部分，加強力道。為此藍營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在婦女節這一天特別邀請立委、專家，力推一套新的作法和社會分享。
觀察近十年來的出生數變化發現，在蔡英文總統任內幾乎呈直線下墜趨勢，雖然蔡總統說她執政期間是台灣近期經濟情況最好的日子，但為何生育率還是直直落？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發現，蔡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問題，所以早在2018年7月26日就端出「史上第一次幼托政策」，內容包括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建置准公共化機制、擴大發放0-4歲育兒津貼、鼓勵企業設置托兒機構等。
只是蔡政府這些做法仍未能如願保住，特別是2020年竟出現人口負成長現象，所以在今（110）年2月又提少子女化對策第二期計畫，以「加碼」催生為主，即調高育兒津貼、增加托育學費補助。
少子化對策預算連年增加，卻未對症下藥
當局的少子化對策預算，也由105年的154億元，逐年增加至109年的472億元，今年繼續加碼至557億元，明年將提高到745億元，後年850億元。可謂不遺餘力，卻未對症下藥。
由於育齡女性多在職場，晚婚造成生育期間縮短，因此單靠托育政策是不足以提升生育率的，必須同時在友善生育職場層面，再加把勁。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遂與陳玉珍、吳怡玎兩位立法委員合作，提出「將育嬰留職停薪由六成薪增加至七成五」與「懷孕特別扣除額」兩項修法，並呼籲當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應該合併育兒津貼，嘉惠年輕夫妻，同時運用彈性工時與遠距上班，打造一個更適宜女性孕育、教育下一代的環境。
為什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要從六成薪提高至七成五？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為34,196元（註：勞保局2020年12月統計），平均每件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20,114元，與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六成20,518元相當接近。今日基本工資已達24,000元，實有必要提高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投保薪資之七成五，方足以維持家庭最低開銷。
那麼為何需要「懷孕特別扣除額」？主要就是我們發現晚婚已成現代社會趨勢，統計也顯示六成以上的新生兒產自30歲以上女性，所以懷孕一事必須特別慎重，除了備孕，亦需補充特定營養，孕期保健同樣不可輕忽，實有必要增列「懷孕特別扣除額」，以減輕婦女生育負擔。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與「育兒津貼」不能混為一談
至於原本「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與「育兒津貼」只能擇其一的規定，為什麼該兼而領之？因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是補償工作損失，而「育兒津貼」是減輕父母育兒的負擔，兩件事的屬性完全不一樣。
何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每年僅7萬人左右在申請，以農曆年前提高的「育兒津貼」標準3500元來計算，一年大約多花14.7億元，占今年少子化對策預算557億元，僅2.63％，當局何不多幫這些年輕夫婦一些忙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遠距工作漸為職場所接受，如果能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的彈性工時規定，豈不讓年輕夫妻再照顧子女時更能調配時間，不用天天趕著接送孩子去托兒所、幼稚園。
值此國際婦女節，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召集人簡榮宗與陳宜民特別對蔡政府提出上述呼籲，現任雍展社會社會福利慈善金會董事長的王如玄，也特地趕來聲援，目的當然是希望為打造友善生育職場，善盡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