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感謝」中國182億人民幣天價罰款 馬雲身價增23億美元

中國企業

自從中國監管機關去年11月突然叫停螞蟻集團IPO計畫以來,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幾乎沒有公開露面。

《亞洲時報》報導,在中國監管機構上周末對阿里巴巴處以創紀錄的182億元人民幣(12.2億美元)罰款之後,阿里隨後向中國政府表示「感謝」,這也讓投資者鬆了口氣。

根據《彭博》報導,阿里在美股價週一跳漲9.3%,是近4年來最大單日漲幅,隨著阿里股價反彈上升,馬雲的財富也大增23億美元(約新台幣655億)。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馬雲的財富也在這天增加23億美元至521億美元(約新台幣1.48兆),

分析師認為,因為罰款沒有想像嚴重,同時至少解除部分監管不確定性,只是該不確定因素已經困擾創始人馬雲的互聯網帝國長達數月之久。

罰款僅占全年營收的4%,影響不大

罰款僅占阿里巴巴2019年國內收入的4%,遠低於中國法律所允許的最高10%。罰款佔該公司2020年1500億元人民幣獲利的12%左右。

根據阿里在社交媒體對罰款作出了回應稱,「充滿悔意,誓言完全遵守法規」。阿里並在一封公開信稱,「對處罰誠懇接受、堅決服從,並會強化依法經營,進一步加強合規體系建設。」

據中國媒體報導,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兼副董事長蔡崇信本周一在投資人電話會議上說:「我們很高興把事情拋在腦後,採取這些監管措施是為了確保公平競爭。」

蔡崇信接著說,除了先前討論過的對阿里巴巴對其他科技公司的收購和投資的調查之外,他不知道對該公司有任何反壟斷調查。

官媒重申對阿里巴巴「平台經濟」的支持

確實,有跡象表明阿里巴巴和官方重新和睦相處。官方媒體的報導和評論似乎已經進行協調,重申對阿里巴巴在中國及其他地區開創數位「平台經濟」的支持。

「平台經濟促進了商品和服務的有效分配,聯繫了各個部門,並為新技術的數字化和採用做出了貢獻……確保公平競爭的舉措不應被視為對私營部門或平台經濟的鎮壓,而阿里巴巴應反思和重組,以重新開始。」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社論說。

當局公告罰款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CICC)發表一份報告寫道,對阿里巴巴業務持續的擔憂被誇大了,其市場領先地位不會受到實質動搖。

該報告宣傳阿里巴巴的「長期投資價值」,同時聲稱其股價被大大低估了。該報告預測,阿里在美國上市股票的合理價位將在300美元至311美元左右,較目前水準上漲30%。

阿里巴巴ADR4月12日收盤上漲0.7%至233.6美元,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13日上漲0.34%至233港元,比8日收盤的218港元上漲7%。

阿里的競爭對手並非無辜

目前不清楚哪一個阿里巴巴的競爭對手會搶單。確實,他們可能會因非競爭性業務慣例而面臨嚴厲監管。

著名的金融評論員劉曉博(Liu Xiaobo)在部落格寫道:阿里巴巴因壟斷行為而被罰款,原因是阿里要求品牌和供應商忠於其淘寶和天貓平台,而不是在競爭的市場上出售產品或開展促銷活動。

「儘管被罰款,阿里巴巴必須重新調整其策略和政策,但在這一方面,其主要競爭對手如京東、拼多多、唯品會、美團和其他公司並非無辜,他們也再也無法將阿里巴巴平台拒之門外了。」他寫道。

分析師和觀察家說,馬雲仍然沒有走出監管的困局。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被罰款,並未幫旗下螞蟻集團清除首次公開募股(IPO)的障礙,去年11月螞蟻集團IPO原計劃籌集345億美元,是全球金融史上最大規模的IPO。

馬雲仍然沒有走出監管的困局

報導稱,監管機關仍在審查螞蟻金服的財務記錄、資產負債表和商業模式,特別是與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密切相關的貸款和個人信貸發行業務。

一些市場觀察人士認為,北京最終將把螞蟻集團強行轉變為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監管的金融控股公司。

自從北京叫停螞蟻IPO以來,馬雲只有一次公開露面。據了解,馬雲去年11月在與監管機關的一次會議上提議將利潤豐厚的支付寶(AliPay)行動支付部門交還給中央政府,但是該提議被拒絕了,《亞洲時報》無法確認這一個報導真實性。

負責金融部門監督的中國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對螞蟻金服擴展到銀行和其他發債業務的商業戰略公開表示擔憂。

馬雲去年10月於上海舉行的外灘峰會上駁斥了王岐山的憂心,這位億萬富翁表示,國家監管機構需要擺脫「開當舖」的心態。

這些尖銳的批評和支付寶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都引起北京的反感。

北京堅持嚴管銀行和金融業務

「北京已經明確表示,面對金融和銀行業務,不會容忍任何法律和秩序的混亂,也不會心慈手軟。相比之下,阿里巴巴的平台如何銷售商品要解決的問題就不那麼複雜了。」金融博主劉曉博說。

他援引北京監管消息來源說,未來所有金融業務都必須獲得許可才能運營,而且電子商務平台在進入存款和貸款等傳統銀行領域將受到「阻礙」。

金融和消費者資料所有權可能是北京的下一個監管目標。 阿里巴巴以前堅持從旗下商務平台收集消費者交易的專有權,這是該公司基礎企業價值的關鍵來源,卻是北京監管機關的厭惡之舉。

未來,監管官員和立法機關可以收集這一類數據歸類為公益,指定非營利的法定機構負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