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媒體點出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 美中若衝突 德國將陷入困境

國際政治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周出刊最新一期的封面,形容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之後,德國《明鏡》(Spiegel)雜誌網站5月2日也刊登一篇標題為《選擇金錢還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的評論文章,作者穆勒(Henrik Müller)為多特蒙德工業大學的新聞系教授。

這篇文章的開頭寫道,「德國被困住了,在經濟上,我們越來越依賴中國。但這個獨裁和野心勃勃的亞洲超級大國會遭遇一連串全球衝突,這是一個問題。最終,我們面臨一個根本的選擇:選擇金錢還是自由。」

中國戰機經常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在未來的日子裡,會發生一系列涉及到棘手問題的事件:中國的軍事擴張能否得到遏制?西方仍然強大到足以遏制中國的軍事擴張嗎?我們願意為此付出什麼代價?」

南海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中國威脅要以武力征服自由民主的台灣,很常見共軍軍事挑釁,包括中國戰機經常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情況不穩定。英國雜誌《經濟學人》上周的封面故事寫道,台灣目前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美國反擊威脅,阻止中共入侵自由民主的台灣。但是,天秤越來越向中國傾斜,中國已經大規模限制香港公民的自由,這表明北京的領導層已經「不演了」。

歐洲呢?沒有什麼展現反擊的力量。歐盟根本不是強大軍事體系。在經濟上,歐盟越來越依賴中國,德國尤其如此。在10年來,中國已成為德國經濟的主要合作夥伴,重要性與其他歐盟國家、美國相當。

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在對外貿易中,中國現在是最重要的國外市場。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德貨物貿易額(進出口總額)達到驚人的2126億歐元。就德國出口而言,德國公司目前外銷中國的金額幾乎與外銷美國的金額額相同。

中國現在是德國最重要的國外市場

2020年,戴姆勒(Mercedes-Benz)在中國的銷量佔總銷量的36%,超過其他國家。近年來,中國也是越來越重要的被投資國,例如,福斯汽車目前遠東地區的產量佔其總產量的42%。

大型汽車公司及其供應商從中國的銷售獲得了可觀的利潤。2015年至2018年期間,德國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增長六分之一。在同一時期,在中國的員工人數增長10%,銷售額增長20%。根據德國央行的數據,最近,德國公司在中國經營近2,300家子公司。

如此多的經濟相互依存會產生依賴性。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和德國特別迴避與中國劃清界線的原因。

幾周前,美國、歐盟、加拿大和英國共同對北京虐待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的行為實施制裁。中國迅速採取反制裁措施,包括歐盟議員的入境禁令。

美中若衝突,德國將陷入困境

歐洲也在美中兩強競爭關係當中陷入困境。根據科學與政治基金會(SWP)的一項研究,美中之間戰略競爭激烈,有可能演變為世界衝突 。最後可能導致去全球化,即將世界劃分為兩邊,其中一個由美國主導,另一個由中國主導。如果真走到這一步,歐洲將陷入困境。

臉書粉專《一個律師的筆記本》評論這篇文章時寫道,「長期以來,歐洲都認為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但事實卻與預期大相逕庭。德國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繼續這樣下去,德國將被迫面對在自由與金錢之間擇一的難題。

直到2019年,才開始出現為時已晚的反思。歐洲是否還有足夠的時間挽回頹勢?後世的史家將作出評判。」歐盟委員會和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發表的論文將中國描述為戰略對手:一個不遵守西方規則、價值觀和國際協議,但始終尋求本國優勢的國家。

中產階級為中國極權主義唱讚歌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粉絲頁認為,「穆勒教授這篇評論值得一看,但是我想要補充一點:我不認為德國人、歐洲人,乃至於其他西方人,當初在擁抱中國市場的時候,真的那麼單純地相信『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

西方擁抱熊貓派的想法大致上是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將會建立一個具備足夠能量的公民社會,進而從內部進行和平演變,終結專制政權。

不過,這也是一種經不起檢驗的想法。歐洲的歷史早就證明,經濟發展也好,中產階級的擴大也好,都不見得會孕育出自由社會與民主政治。

隨著工業化而茁壯的中產階級,完全可能會在大棒與胡蘿蔔的雙重伺候下,熱情洋溢地為極權主義唱讚歌。借用哲學家洛維特(Karl Löwith,原德國猶太人,納粹期間流亡海外,戰後出任海德堡大學教授)的說法:納粹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小資運動與普羅中間階級的暴動」。

不論北京的經濟政策本來就不是以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為取向,縱或有之,也完全沒有理由認為這樣就能走向民主化。

等到中國武力威脅成為現實的時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

西方國家本來就有相當精深的極權主義研究的政治人物,他們明知不斷把資金與技術往一個極權政體送,不斷滋養它的國力,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卻漫不在乎。

反正,雙方實力差距太大,等到威脅成為現實的時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害不到作決策的人,趕快先享受東方「低人權優勢」的發展紅利再說。更何況,歐美國家遠在天邊,等到猛虎下山咬人的時候,也是亞洲人先倒楣。

換言之,「和平演變論」的真正意義,並不是要透過和平演變實現民主化,而是要給擁抱熊貓派一個跟極權政體合作的大義名分,「我不是去資助政權,而是去實現民主化」,諸如此類。

和平演變無望,養虎貽患有份

西方和中國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結果就是和平演變無望,養虎貽患有份。等到極權政體在他們提供的資金與技術下修煉成魔,開始威脅世界秩序的時候,這些擁抱熊貓派就會表示情況不如預期、實在非常遺憾,只差沒用無辜的眼神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

事實上,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個禍留子孫的把戲。比如說,曾經經歷二戰、冷戰的美國外交元老George F. Kennan,在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之年)11月25日的日記當中,就提到美國根本不應該再跟中國建立任何更密切的官方關係,務必要敬而遠之,並且應該防止產業界對中國市場發展出依賴性。

然而,在後冷戰和平的紙醉金迷下,抱持這種想法的人無力扭轉局勢。於是,歷史就照著我們所知的路徑前進,而雙方圖窮匕見的時間點也一定會到來。說起來,後冷戰時代的繁華,就是建立在一個無以為繼的發展模式之上,並以預支後繼世代的和平安穩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