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川普的支持者?透視川普現象的根源

書摘

拜登在競選時曾說過,在未來歷史的回顧中,川普會被視為一個「脫離常軌的時刻」(aberrant moment)。勝選之後他在11月26日的感恩節致辭中說:「生活將回歸常態」,這是對疫情之後生活的期待,但許多人相信,這也是拜登對「後川普」時代做出的承諾。

「回歸常態」天真且危險

對於飽受「異常」之苦的人們而言,「回歸常態」的說法聽上去令人嚮往,但深究起來不只天真而且危險。

首先,回歸不是一個可欲的選項,那個往日的舊常態正是後來「異常」現象的孳生之地,回歸過去意味著重返危險的起源;其次,回歸也未必可行,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態在過去四年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約有1/3的美國人是川普堅定的支持者,回歸常態將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最後,回歸的期望並不明智,輕率放棄「異常」激發的反思契機,錯失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訓。

民主黨期待的「大藍潮」並沒有出現,在目睹國會山莊騷亂事件之後,更沒理由陶醉於一場選戰的險勝。作為敗選的一方,川普獲得7421萬張支持票(46.9%的大眾選票),這一事實過於醒目,難以忽視。羅德里克教授寫道:雖然人們見證了「他公然的謊言、明顯的腐敗以及疫情控制的災難,川普如何能夠保持如此多美國人的支持,甚至獲得比四年前更多的選票?」

川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總統,還代表著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政治舞臺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將長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選的驚悚戲劇落幕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並沒有隨之消逝。在談論回歸常態之前,首先需要探究「川普現象」的來龍去脈,並理解其中的挑戰。

什麼是川普現象?

那麼,什麼是「川普現象」?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指出一種徵兆:川普留下一個極端分裂的美國社會。歐巴馬在其自傳出版後的一次訪談中承認,美國社會的分裂並不是從川普開始的,但他加劇了這種分裂。

早在2016年底,《時代》週刊選擇川普作為年度人物,當期封面上稱之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2020年,《經濟學人》引用調查資料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uncivil society)。

在註冊選民關於對立黨派的態度中,有6到7成認為對方是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威脅,有半數認為他們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有超過1/4的人相信,如果對方行為不軌就「應當作為動物對待」,有近1/5認為,「如果另一方贏得2020年大選,暴力可以被正當化」。

這種「非文明」的政治對立,並不是美國近幾十年的「驢象之爭」或「紅藍對立」的簡單延續,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因於川普的「創新」—以劃分敵我的鬥爭性方式動員和凝聚此前相對沉默的社會人群,將其轉變為獲取自身政治優勢的力量,從而加劇和深化了社會的分裂。

在川普難以計數的不實之詞之外,至少有一句話道出部分真相:如果歐巴馬和民主黨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進入白宮」。同樣重要的是,如果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有足夠的動員力,也無需求助這樣一個「政治素人」來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川普現象的興起,得益於兩大政黨的失敗之處,緣起於政治建制派所忽視或無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經濟與文化的主流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地帶,那些感到自己長期被複製⌘+C漠視、被遺忘和被辜負的人群。

誰是川普支持者?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在過去幾年間,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評論文章以及紀實作品相繼問世,探討川普支持者的身分、處境與成因。從2013年《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到2016年《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白垃圾》(White Trash)和《家鄉裡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2020年PBS製作紀錄片《美國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謂「被忽視的人群」不再是一個被忽視的盲點,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公眾熟知的熱點議題。

但熟知並不等於理解。川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誰?他們的處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常常相互競爭的闡釋。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評論家以及社會大眾,對此並沒有形成共識。最為顯著的分歧之一(以簡單化的類別劃分),是「經濟解釋」與「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

在經濟解釋中,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經濟低迷的鐵鏽帶地區,他們是藍領工人。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他們的穩定地位。川普聲稱要站在他們這一邊,稱讚他們是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真正的愛國者,誓言要為他們「找回工作」,因此獲得他們的擁戴。

相反,在文化解釋中,許多人支持川普的動機實際上是渴望「復辟」,重新獲得受到歷史進步威脅的特權—白人至上的特權,基督教的特權,WASP作為美國正統的特權。這些長期被抑制的反動觀念被川普「解放」出來,得以死灰復燃甚至有恃無恐。

由此可見,經濟解釋暗示了社會底層針對菁英階層的抗爭。這些被遺忘和辜負的底層人群選擇川普,是在表達對建制派的憤怒,也是在維護自身應有的權利。但在文化解釋中,反對或支持川普是「進步的未來」與「守舊的過去」之間的道德戰爭,對這種復辟勢力的反擊而不是放任才是正義的事業。兩種解釋的實踐意涵超出學術之爭,涉及道德正當性的分歧,也構成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兩種解釋模式的劃分是過於簡單化的表述。實際上嚴肅的評論與研究都不會陷入單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導傾向。在公共輿論中,經濟解釋相對流行,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川普極端支持者是為了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

2016年與2020年兩次大選的證據都不支持單純的經濟解釋。「出口民調」資料顯示,川普在中低收入的選民中並不占據優勢。在家庭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的中低收入選民(約占選民總數的1/3)中,更大比例的選民投票給柯林頓(2016年)或拜登(2020年),而不是川普,差距在10%左右。而在5至10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約占選民總數的1/3),川普在2016年的得票率高於柯林頓4%,但在2020年低於拜登15%。

就最新的發展來看,《大西洋月刊》2021年1月12日刊登題為「國會山莊的騷亂者們不是『下層』」的調查文章,作者指出,儘管抗議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層人群」,但參與暴動的主體是企業主、CEO、州議員、公務員,房產經紀人、員警、現役和退休軍人等,屬於中上階層。他們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絕望」,而是來自他們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統治權利」。

同樣,1月19日《波士頓評論》發表長篇分析文章〈川普主義的生存之地〉也質疑了經濟解釋。在1月6日國會對選舉人票的確認審議程序中,有139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確認選舉結果。通過對他們所代表的選區進行人口和經濟分析,作者發現,這些選區大多是經濟增長和人口多樣化都較快的郊區,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與其非白人鄰居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正顯著縮小。這些地區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較低,為共和黨候選人帶來邊際優勢,以此反駁了流行的觀點—川普運動的支持者是來自鐵鏽帶地區或窮鄉僻壤的經濟受困者。

這些新近的調查分析並未覆蓋所有的川普支持者,也無法完全否認經濟解釋的有效性,但試圖揭示川普的一些極端支持者並不屬於經濟上被剝奪的人群,他們的政治動機更有可能出於原有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期望維護一種少數統治。

在文化解釋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論述「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問世,其中2020年3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為上帝奪回美國》獲得許多好評。

作者懷海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兩位社會學家,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他們的見解:基督教民族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宗教願景,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基於對美國建國原則的神聖化理解,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分和文化相融合」。這種意識形態體現出一種維護種族與民族「邊界」的強烈願望,將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傳統視為美國民族精神的正統,傾向於將歸屬其他種族和宗教的移民視為「他者」,構成對美國文化傳統的威脅。

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對跨種族婚姻和跨種族收養,質疑員警執法中存在種族不平等的事實。這部著作的研究論證,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將川普視為他們受到威脅的權力與價值的捍衛者」,他們支持川普是為了以上帝的名義「奪回美國」,並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