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作者為林白水。本文不代表《信媒體》立場）
媒體是眾所皆知的所謂第四權，除了公平報導，最重要的是監督政府。但現今台灣媒體，已經漸漸背離當初爭取新聞自由時初衷，演變成為競逐利益的商業舞台，和當初為民眾知的權利背道而馳。有不少媒體人，把新聞評論平台，改變成為自己宣揚個人正義，控制社會風向舞台。
事實上這不僅背離眾所皆知的第四權該有準則，也經背離在德國二戰後著名哲學家「哈伯瑪斯」的理性公共平台這個對媒體的基本倫理要求。
台灣現在這種媒體第四權，在乎的只是受眾多寡，這才是他們的最關切的切身利益。雖然不是所有媒體都是如此，但認清現實，藉勢操作，隱然把應該理性公正的第四權，變成個人利益行銷平台。正應了馮友蘭的一首絕句：
去日南邊望北雲，歸時東國拜西鄰。
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
「道術變遷」是因應風向潮流，那麼媒體良心和倫理，也是先問風朝哪邊吹。至於正義不過是招魂幡而已。
新聞媒介平台淪為新聞農場
從台灣今年5月起第三級疫情警戒，許多人被迫宅在家，因此難免心裡有些怨懟。這以情以理，都非常正常，畢竟人心是肉做的，被迫影響自己生活節奏或經濟，誰還會對主政者滿意？!
人心波動，行為脫序，都是在所難免。因此有些媒體，在商業利益下，拋棄輿論第四權，轉身成為經營輿論的新聞製造者，以提供更多吸引眼球商品為目的製造新聞評論節目，所謂的公共理性平台，淪為追逐利益的新聞媒介，我們實難再將這些新聞媒介與商品廣告媒介分清楚，自然也削減其成為「新聞評論」這種第四權的正義性。
徐孟延、蘇蘅這兩位學者，曾在《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3期（2015）：225–254提到：「在多媒介環境以及媒體產製市場導向的脈絡下，民眾對多媒介時代的新聞與倫理於新聞內容、產製的態度以及倫理概念，可能影響民眾的收視偏好，進而促使影響媒介產製新聞的作法，形成一種循環。學者也抱持類似看法。Rao和Wasserman（2007）指出，Siebert等學者於1974年提出四種報業模式（「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model），即代表社會如何看待報業的功能」。
這也不難窺出，台灣媒體在現今商業模式下，超出新聞倫理的規範許多，不但侵犯個人隱私，播報未經證實言論，並用聳動詞彙，來經營他的受眾群，這些已經脫離了應該有的新聞倫理規範。亦既新聞不再是資訊，不再是知的權利傳播，新聞工作或媒介者，已經透過新科技的受者和接收者的互通性，變成經營一群特殊習慣愛好者的經營者，藉此來達成個人目的。新聞的公正性，蕩然無存。
新聞倫理
什麼叫倫理？康德在他的倫理學裏頭談到，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的目的是什麼，進而建構他的倫理學大綱。基本上很多人認為倫理是一種切己體驗，所以根據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這種因地制宜的「前理解」，仍有許多是共通的，不會因為身處不同環境和經驗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些共通點，就是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
因此儘管有各種差異，新聞該遵守的基本共同核心價值，就是新聞倫理。媒體工作者不能自律，以利益為導向，將媒體工作成為新聞製作端，基本就是違反了新聞倫理。說白了，台灣某些新聞媒體或言論平台，以將手上的第四權，當成牟利工具。透過說謊或傷害他人尊嚴或權利，來達成自己目的。
哈伯瑪斯曾就「第四權」提出擔憂，因為商業利益置入，導致這種公共理性平台，因為利益而向商業傾斜。設使一個輿論平台擁有者，放棄其公民責任，以受眾切身利益為情緒引爆點，用便給口才，催眠受眾，使之不思考。進而經營一群偏頗喜好受眾，那麼這種媒體，基本和一個商品工廠有什麼兩樣？如果說有差別，那就是會使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公共議題，無法在正確資訊下，受到偏頗指引，造成社會相互間傷害。
公共領域中的輿論
哈伯瑪斯談到公共領域其中關於「輿論」時是這樣說的：「『輿論』是公眾對有組織的政府權威批判和控制，進而監督政府權力，影響國家政策和執行。而這前提是理性討論，和機會開放自主平等。事實上哈伯瑪斯這種以輿論和公眾型態形成的「公共領域」，基本很難實踐。因為公眾能否受理性討論公共議題，通常受到資訊和切己關係所左右。
就基本常識而言，新聞工作者是將社會上每日發生的「事實」，定義哪些發生的事實是新聞。媒體評論，主要工作是將被定義社會主要新聞議題，做理論或背景知識媒介，促使社會理性討論。這才是媒體工作者或評論者應有的工作，而非用自己價值或利益以隱諱方式置入所要媒介議題。進而製造所需的受眾，達成自己的商業利益或其他切己利益。從商業而言，不能說是不對，但就新聞而言，那不過是娛樂至死的翻版而已。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曾在他的《娛樂至死》巨作中指出，現實社會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而這種娛樂至死的催生者，正是無所不在，俯捨可得的媒體，尤於某些新聞評論這種偽冒輿論的平台危害更深。
常識是理性思考的公民責任
當一個社會，在處處商業環伺下，如何保持理性，是培養負責任公民應有責任。當商人以各種形態去佔據個人視覺和資訊，用常識去批判各種光怪陸離聲音和形象，是唯一方式。美國革命先驅，潘恩·湯瑪斯曾就此寫出一個叫做《常識》期刊，
用於引導公民理性思考，也促使了美國獨立革命，厥功至偉。這裡我舉個簡單常識，就是「陰謀論」。例如：「政府卡關疫苗」，設使我們引用邏輯學的推理法則，就可以知道政府如果要卡關疫苗，不可能卡關所有疫苗。那麼疫苗為什麼都進不來？這是理性討論問題，還是情緒問題，我相信只要稍有理性和常識，都可以推理得出。以此可以推溯到許多問題，甚至是針對未來的聳動激越言詞，做出一個具有判斷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的現代化公民。
日本哲學家柄谷行人在他的《21世紀倫理》這本小冊子裡頭引用《東大特訓班》這本漫畫作為首頁談到：只有足夠知識才不會被騙。政治是財產分配的一個手段，每個握有權力的人，基本都在運用自己權力來掠奪社會財產或創造自己財產，只有足夠聰明才能保護自己，也只有足夠聰明才不會被騙，才不會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