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的第二次轉型正義工程裡，面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否應該開放、以及如何開放，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但在整個上路過程中，卻充滿許多爭議與波折。若由台灣人的角度看待這項工程，有哪裡值得參考及效法，讓我們學會處理歷史的傷痛？
撰文=花亦芬
柏林圍牆倒塌促成了當初蓋起圍牆的政權垮台。然而，一個專制統治東德四十餘年的統治集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東德共產黨利用兩德尚未民主統一的空窗期，在1989年12月偷偷將「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改名為「國安局」（Amt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企圖以內部轉型的方式掩人耳目、繼續存活。然而，這個舉動卻被東德民眾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大加抵制，要求徹底解散國安部，停止一切秘密偵查與竊聽的業務。
1990年1月15 日，位在東柏林的國安部總部被大批民眾占領，並且在公民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下被迫解散。這個公民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年方23歲的大學生David Gill。同年6月，公民團體組成「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Sonderausschuss zur Auflösung der Stasi），高克牧師被選為主席，David Gill為秘書長。
高克說，雖然國安部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沒多久就毀掉了一些檔案資料，但他們仍彙整出近兩千名「特工」的名單。事證確立後，他們通常先私下告知這些人就職的主管單位，要求這些「特工」自動辭職或辦理提早退休。如果不從，只好公布姓名。高克說，之所以選擇這麼做的原因不是想羞辱他們；而是不能讓這些人繼續留在原來職位上，繼續做有害人權的事。 然而，可以想像，對東德社會而言，這樣的政治清查動作，終究還是引發了不少恐慌。
翻開記憶的勇氣
西德不想大規模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想法讓一些東德人大為光火。高克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才剛立下一個可以在政治史、或甚至在法律史上名留青史的法案，現在我們人民議會委員所代表的民意，竟然就這樣被棄置一旁不顧？」高克也說，因為當時「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極度堅持自己原來提出的版本，以至於有些人開始擔心，兩德統一恐怕會因此流產。為此，他們開始做出一些讓步。
然而，就當「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忙著與官方斡旋時，耐不住焦躁的東德人已經衝進柏林的國安部總部，霸占該棟建築物。高克並不支持這種做法，但是他承認，東德人要求開放秘密警察檔案所做出的這類舉動，當時是被高漲的情緒主導（höchst emotional）。
1991年12月，德國國會通過新的「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主要核心部分一直沿用至今。這部新法的前言明確寫著，主管機關應該提供受難者個人相關的檔案資料，並協助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進行司法訴訟，以讓冤屈獲得平反。高克很安慰，新法比當初他們在東德時期制定的舊法還要開放，受害者不僅可以知道線民的化名（例如 IM Karl），而且還可以知道真名。
高克說，秘密警察檔案館存在的意義在於，讓受害者可以調閱過去與他們相關的所有密告資料，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清楚了解，個人的命運如何受到國安部的秘密警察網絡影響。然而，高克也說：「想把自己再次放回過去，不想活在被選擇性記憶保護的過往回憶裡，是需要勇氣的。這樣的人會將過去的生命階段重新活過一次，尤其是在心潮澎湃的情況下重新與過去的情境相遇。這有可能讓人再次感受到被鄙視、被利用、被羞辱、被排擠、或者被隔絕，過去的舊傷會重新被掀開。「記憶」並非只是對過去發生的事再知道一些新的資料，記憶同時也是再經歷一次舊的傷痛、重新將過去被沉沉壓抑住的夢魘再搬到陽光下，重新經歷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