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家余英時於8月1日在美國去世，享耆壽91歲，中央研究院稱他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在中國歷史、尤其思想、政治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扮演開創性的角色，中西方學界更是推崇余教授為「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對於余英時過世，學者陳芳明在臉書以「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來形容余英時的地位。陳芳明表示，余英時是歷史大師錢穆的得意學生，他們這輩讀歷史的人，都一定讀過錢穆的《國史大綱》，那種大歷史的視野，影響我們這個世代。余英時後來的學術研究，讓錢穆的史觀又更加擴大。余英時的入世精神更讓他欽佩。
永遠站在民主價值這一邊
另外，陳芳明也提到，余英時對台灣太陽花運動的支持，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聲援，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尤其余雖然住在美國，卻從未偏離對台灣、香港政治命運的關切。
陳芳明形容余英時的治學並未及身而止，從來都是對民主理念強烈支持，說出的每句話，彷彿是暮鼓晨鐘，永遠站在民主價值這一邊。
陳芳明強調，余英時是非常成功的歷史學者，永遠站在正義公理的這一邊，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典範，堪稱最後的史學大儒。「我今天面對政治敢講真話，受到余英時的影響很大。」陳芳明說。
王丹：華人社會最大損失
另外，六四學運學生領袖王丹在臉書（Facebook）發文表示，余英時離世「是學術界這幾年來最大損失，也是華人社會的重大損失」。
他說，這不僅是因為余英時是學界泰斗，思想大師，「更因為先生（余英時）一生以學術功力連結自由理念，埋首經文的同時不忘社會關懷，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和精神領袖。」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師從國學大師錢穆，之後前往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
學術研究外，余英時對於提攜後輩不遺餘力
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涵括了上起三代，下至明清，甚至各朝各代專注某一時段仔細且深入的探討，例如《漢代胡漢經濟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或針對特定人物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等。
余英時曾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獲得中研院院士的榮譽頭銜，更曾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年首屆唐獎「漢學獎」等。
學術研究之外，對於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等運動也相當願意出力在，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後，為了要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顯然對於提攜後輩、作育英才相當不遺餘力。
不接受理學家或新儒家的道統觀
從普林斯頓大學榮退後，余英時發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國際漢學界的一大新聞。內容闡述分析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得君行道」的理想為什麼能夠實現在宋朝，又怎麼因為儒學傳統與傳統中國環境的限制，導致「仁政」無法長時建設制度，也沒能保住這個理想的所帶來的實際效果。
而余英時研究的思想史，對宋明理學同樣十分重視，但基於史學立場，並不接受把宋明理學當做儒家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認為清代以下的發展只有學術史意義，在思想史上無足輕重的「理學家或新儒家的道統觀」。
他認為清代考證學的興起有思想史發展，也是因為宋明理學內部義理問題的爭端導致儒學轉向經典考證，也代表儒學主智論（intellectualism）的興起，主張清代儒者道問學的精神代表儒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其歷史意義絕不在宋明理學尊德性之下。
反共意識鮮明，論政而不參政
余英時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觀察、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而從他的許多想法可以看出對於共產黨的批判是相當直接且犀利的，對於中共始終避談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從發生當下，人在美國的他主動在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甚至在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明確表明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後續又對於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催生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提供庇護所。
2014年余英時又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平反六四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期待。
其他對於評台灣太陽花學運、反媒體壟斷拒絕中時運動，甚至是更早期的一度為美麗島事件投書《紐約時報》等，香港方面無論是佔中、反送中運動等都有他大力支持的身影或言論。
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盛讚其人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