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稱譽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晨間在睡夢中於他的美國寓所逝世，享耆壽91歲。據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臉書透露，余先生當晚還和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和金耀基兩人通過電話，然後當晚在睡夢中安祥逝去。余太太和女兒很低調，先將余先生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才通知親友學界。
21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英時先生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他肄業於燕京大學、是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先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都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他為21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英時以「歷史與思想」一書奠定史學大師地位，曾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延聘為教授，在美國史學界聲望甚隆。他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院士、2006年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尤其在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之後﹐更是登上學術頂峰。
六四事件後堅持反共
然而要談及余英時先生的終身成就，他的學識成就又遠比這類獎項來得更為重要。余英時畢生出版中英文著作超過六十本、論文四百多篇﹐主要著作有《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
2002年他的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書中將十二世紀的宋代大儒朱熹和十三世紀義大利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做一比較，是中西學術上的一大創舉。
余英時被公認是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年輕時余英時認為「只有中國本土才能安身立命」，六四事件之後他堅持反共，終生不再踏入大陸一步。他曾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告訴記者，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余英時的著作「歷史與思想」為台灣最暢銷學術著作﹐八○年代他寫的「士與中國文化」，對剛打開改革大門的中國大陸影響深遠。
余英時也是少數對當代兩岸政治有高度興趣的史學家。1980年起，他在台灣發表多篇政論文章﹐聲援黨外民主運動；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籌款四萬美金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公開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之後大批知識份子與學運領袖逃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安頓身心，余英時更是幕後推手。
深具影響力，中共也想「統戰」他
自1949年離開中國之後，余英時直到1978年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才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他說，共產黨並沒有解體，它只是從一個蘇聯式的專制體制轉變為法西斯的專制體制，但它的政府和黨都是封閉性的。
它繼續控制媒體、控制思想、抓異議份子；它倡導和諧社會，是叫人民不准反抗政府，它鼓吹所謂的儒家文化，卻是禁止人民犯上的「專制儒家」。它的作風完全沒有改變，何來「中國崛起」之有？
余英時支持自由主義、反對中共極權的態度從未改變，但北京其實一直想「統戰」他。余教授親口告訴筆者，中共曾直接、間接邀請他前往訪問，都被他拒絕。雖然人不去中國，但他在大陸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在知識界享有極高聲望﹐對年輕人也深具影響力。
2006年6月我到大陸參訪，在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中山大學附近的書店，看到許多余教授的著作，被醒目的擺在書架上。余教授說這叫「書到，人不到」。無論如何，他的書能夠讓更多人看到，總不是壞事。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中共官方的任何善意表示，只不過是市場有需要，出版社競爭的關係。
不曾在台灣生活過，卻心繫台灣
香港是余英時年輕時的學成之地，他對香港始終有一份情。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余英時曾經分析，香港學生在反送中抗爭的表現，正好呈現香港本身擁有一種人文文化傳統，可以不受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影響，能對抗共產黨「民族主義」的號召；相反地﹐他擔心部分台灣人對中國真實情況的判斷相當不準確，不知道中國壯大後，對台灣會有什麼威脅，只認為中國是可以利用、發財之地，這就是「認識不清」的問題。
說起來余英時和台灣的關係也很特殊，他從來沒有擁有過中華民國的國籍﹐甚至從沒有在台灣生活過。1949年他原打算要和之前已來台灣的父親會合，因二二八事件，父親轉赴香港，余英時也跟著從中國轉赴香港探親﹐於香港新亞書院追隨國學大師錢穆，後赴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不過余英時赴美留學時，因國民黨政府認為余英時和第三勢力有關聯，因此不發給中華民國護照，導致余英時長達廿年處於無國籍狀態。
儘管如此，余英時先生對台灣的民主發展一直很關心，80年代曾在紐約時報投書，為當時因美麗島事件遭軍法審判的黃信介、陳菊、林義雄仗義執言。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台灣島內動盪不安，當時余英時憂心如焚，立刻越洋傳真文章回台，希望台灣民眾沉穩度過難關。這些文章在中國時報連載，引起廣大迴響。
民主與中國文化相容是台灣的價值所在
回想2008年一月台灣立法委員選舉過後﹐當時我人在華府布魯金斯學院擔任訪問學者﹐特別以電話訪問他﹐談到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有何意義﹐他說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意義重大。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
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價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是開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所以不適合發展民主體制。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
他說他一向對台灣的民主不悲觀，因為台灣人民走過威權統治，會更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民主發展出現一些亂象，在他看來那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必經過程。這次選舉證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更加成熟，選舉變動如此之大，社會卻不擾不驚，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後，余英時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指出，這次的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重要性；他提醒，中共一直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人民和政府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程度，因為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
他批評台灣現在有些人專為中共說好話，說穿了都是私人利益在作祟，一些商人及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屁股決定了腦袋。
余英時斷言共產黨崩潰只是早晚的問題
他的學生、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指出，余英時是純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但他不是「唱高調」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在背後做為支撐。王汎森說，余教授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
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擁有當代無人能及的聲望﹐就像克魯格獎形容他是「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但他同時擁有遠超出學術象牙塔之外的影響力。有人請他自剖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說：「因為我說了人們不敢說的話」；「我不說神話，也不說鬼話，我只說最普通的人話。」面對習近平專制獨裁，余英時更斷言，「如果一黨專政、一人專制、或是一個王朝專制可以成功的話，今天中國應該還是秦始皇時代。秦始皇很快就垮掉了，所以共產黨崩潰是時間早晚問題」。
僅以此文﹐敬悼余英時先生！
本文授權轉載自本文授權轉載自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謝清龍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