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德國淹大水、美國燒野火 「水危機」正蔓延至富裕國家

環境議題

 本文作者為: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榮譽副研究員Giulio Boccaletti著有《水:一部傳記》

歐洲大片腹地遭洪水淹沒,美國西部則受高溫、火災和乾旱侵襲。富裕國家正在經歷許多發展中國家一直都知道的事情:當我們控制水資源失敗時,氣候變遷很快就會變得無法控制。

2021年夏天種種災難來襲之後,從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到美國俄勒岡州(Oregon)州長布朗(Kate Brown)等政治領導人,莫不正式呼籲必須加快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措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固然迫切,但並不足夠。富裕國家失去「水安全」(water security)不僅證明了氣候變遷,也是政治全面失敗的證據

水源是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基礎

20世紀初,每個人往往都面臨惡劣的氣候條件。例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人而言,美國西部基本上就不適人居;加州帝王谷(Imperial Valley)的果園尚未出現,被曬乾的肥沃土壤變得無法耕種。現在矗立於該地區沙漠的城市——聖地牙哥、洛杉磯、拉斯維加斯、鳳凰城——都是缺乏水資源的不毛之地,無法支持現代人的生活。

同樣地,5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地貌在很大程度上仍處於未馴服狀態。我們現在可能會認為,古老的歐洲森林是一片浪漫荒野,然而19世紀的童話故事的描述更準確,那裡充斥難以穿越的沼澤地,還住著野狼和土匪。數百年間荷蘭工程師試圖在歐洲開墾土地,但始終未能達到永久安全這個願景。

當時,中國清朝因有能力在亞洲大河治水而享譽全球,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認為這是創造比較優勢的重要技能。然而,即便是天朝(Celestial Empire)也無法避免天災頻發。20世紀初,氣候系統仍然統治著這塊土地,所謂「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普遍且唯一的形式就是「接受它」。

接著,一切出現改變。

兩次世界大戰和愈發蓬勃的政治解放,推動對全民福利的需求。經濟增長──對於不必分享財富的19世紀精英而言,這個現象相當無趣──成為政治人物的關注焦點,因為他們必須對失業和不穩定負責。確保國家擁有獲取水源的可靠途徑,變成政治的當務之急,同時也是建設國家的工具。

富裕國家也不能倖免於難

大部分國家只要有能力負擔,便開始改變自己的水文地景,以服務消費經濟和不斷擴張的國家活動。開墾工程增加了耕地,提供更多經濟機會。然後是水力發電,這是第一個能充分擴展以支持工業化、大規模就業的電力來源──河流變成發展的藍圖。

隨著城市發展,洪災──當時仍是常見的天災──在政治上變得令人無法忍受。而乾淨水源的供應變得相當普遍,大幅改善了惡劣的衛生條件。現代地景的形狀,隨著防洪堤、水壩、水庫、運河和防洪設施的出現而逐漸產生變化。國家挾新的經濟力量注資,而廣大選民同樣支持這些計畫。

美國一馬當先,蓋出一些20世紀最具指標性的水利建設,例如胡佛水壩(Hoover Dam)、派克水壩(Pike Dam),陸軍工程兵團對下密西西比河的管理,以及田納西河谷水利發電管理局(TVA)。

對現代水利基建的投資遍地開花,推動了全球規模的轉型。20世紀初人類幾乎沒有蓄水設施,也沒有大型水壩,然而到了1970年代,這類基建能攔截地球大約五分之一的徑流。人類重塑地表景觀──同時在環境留下大量預期之外的後果──孕育出一個現代主義的夢想:人類最終能完全免於惡劣氣候的影響。

隨著時間流逝,許多富裕國家的人民完全忘了水壩和防洪堤後面的水流。住在德國和加州的民眾,早已習慣消費經濟那不間斷的節奏,並對2021年大自然猛烈反撲感到震驚。他們目睹的災難,對富裕的現代社會而言簡直是無法想像。

儘管洪水、乾旱不斷侵擾全球數億窮人,這些事件卻很少成為新聞。(主要的例外是當天災發生在富裕的郡時,例如2005年卡崔娜颱風(Hurricane Katrina)摧毀了紐奧良貧窮的下九區(Lower Ninth Ward),那裡的居民多為非洲裔美國人。)

若將襲捲開發中國家的天災摒棄為「低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呼應馬爾薩斯(Malthusian)謬論,也就是將貧窮視為道德失敗的一種徵狀。

水安全是政治而非技術問題

水安全不只是發展和政治穩定的產物,相反地,應該說是水安全對兩者作出了貢獻。現代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穩定,皆奠基於水安全帶來的前景和機會。因此,當我們的制度顯然愈來愈無法兌現水安全承諾,便直接威脅了聯繫公民和國家的公民契約。

事實證明,20世紀人們致力追求的永久解決方案並不適當。21世紀的氣候災難預示一種人與環境的新關係,提出好幾個世代都不必思考的問題:我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地表?我們能夠承受哪些風險?當涉及環境安全時,我們應對國家抱持什麼期望,這又賦予它們什麼權力?

這些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並且將在21世紀的舞台中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 Project Syndicate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