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1997-200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現為智庫「全球變化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主席
塔利班（Taliban）是激進伊斯蘭教的全球運動的一部份，由各種擁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不同團體組成。
簡而言之，這些團體認為只存在一種真正的信仰，這種信仰只有一種正確解釋，並由該解釋統治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激進伊斯蘭教不僅相信伊斯蘭主義——即從伊斯蘭教衍生的一種政治理論——更相信為了達成目標，必要時採取武力抗爭手段是正當的。反觀其他伊斯蘭教徒就算認可同樣的目標，卻會避免訴諸暴力。
這樣激進的意識形態必然與開放、現代、推崇寬容文化的社會相悖。尤其是今日，人們為2001年911恐攻及其後果陷入激烈辯論，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儘管911事件後所幸沒再發生同等規模的恐攻，激進伊斯蘭教卻並未消褪──重點在於，為什麼？
對全球安全的首要威脅
激進伊斯蘭教是否具有一致的意識形態（coherent ideology），對我們的安全構成首要威脅？或者，儘管我們面臨的那些安全挑戰具有一些共通點，它們彼此間卻並不相關，每個都必須以因地制宜的方式處理？伊斯蘭主義本身就有問題，或者只有當它以極端主義的暴力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問題？它是否和革命共產主義（revolutionary communism）一樣，必須在安全和意識形態方面雙管齊下、長期對抗？這樣又是否誇大、高估了伊斯蘭主義，因此如同有些人所言，西方干預阿富汗、伊拉克反倒增進而非削弱它的影響力？
這是個需要明確回答的根本性戰略問題。
在我看來，無論是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或暴力手段，都是對安全的首要威脅。如果任其發展，就算發生地點像911事件一樣離我們相當遙遠，最終必會對我們造成衝擊。
激進伊斯蘭教如同革命共產主義
「全球變化中心」研究員巴達維（Emman El-Badawy）最新分析顯示，伊斯蘭主義的根源如何回溯至數十年前，早在911事件爆發前便壯大起來，他也研究了意識形態和暴力之間的關聯。再加上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庫魯（Ahmet Kuru）對「伊斯蘭宗教學者國」（Ulema-State）概念的出色分析，還有「全球變化中心」對聖戰組織的年度報告，這些研究在在顯示伊斯蘭主義對全球的挑戰日益惡化。
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一直是導致中東及其他地區動盪的主因，無論其推行者是信奉什葉派（Shia）的伊朗，還是奉行遜尼派（Sunni）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蓋達組織（al-Qaeda）、伊斯蘭國（ISIS）、博科聖地（Boko Haram）等其他團體。今日，它已成為使非洲陷入動盪的主要問題。
如同革命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致力在不同領域多方經營。要擊敗它，最終同樣要訴諸硬實力和軟實力齊頭並進，以對抗其暴力手段及意識型態。若上述分析正確，強權國家必須聯合起來發展共同戰略，尤其是阿富汗淪陷之後。儘管對抗伊斯蘭主義的討論最初是以西方國家為核心，中國、俄國在這個議題上同樣具有深遠的安全利益。而西方若欲制定成功戰略，其最好的盟友就是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包括中東國家，他們正急切想從極端主義手中奪回自己的宗教。
此外，我們必須精準評估自身弱點。我們從新冠肺炎疫情學到關於致命病原體的知識，生物恐攻（bio-terror）的可能性或許看似科幻情節，然而若我們從現在就開始準備應付非國家行為者的生物攻擊，無疑是明智之舉。
伊斯蘭主義不應被視為次要問題
若否認上述分析，那就是認定伊斯蘭主義是一個次要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任由事態發展，只有在受到直接威脅的情況下，才透過無人機、偵查和特種部隊等反恐措施進行報復行動。然而，如果這就是政策發展的方向，對伊斯蘭主義問題的理解就未免過於狹隘了。
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當我們表示放棄「改造」（remake）那些可能有恐怖主義崛起的國家時，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的理解是，我們不再嘗試國家重建，如同我們當初想在阿富汗達成的目標。但有一件事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改造」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阿富汗人民不願改變他們的國家。我們無疑本能將阿國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由塔利班接管也並不是阿國民眾的選擇。塔利班不是透過它的說服力重新征服阿富汗，而是暴力。
「國家／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主要障礙，往往並非來自民眾，而是多年來貪汙腐敗、治理能力薄弱的政府機構，尤其是國內因素在外部勢力支持下持續進行破壞活動時，重建國家的挑戰又格外艱困。
然而，已經根深蒂固的威脅無法僅憑反恐措施根除。相反地，我們可以嘗試中間路線。例如在非洲沙赫爾（Sahel）地區，貧窮與低度發展無疑助長了恐怖分子，因此我們協助國家維安的同時，也應支持該地政府對發展付出的努力。2014年後，某種程度上我們在阿富汗就是採取這樣的方針，當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阿國的戰略轉向「訓練、建議和協助」。
這超出了反恐的傳統範疇，而我們需要人手「實地參與」。我們當然希望實地參與的是本地人，不過情況並不總是合乎我們的預期。
美國無意再展開軍事干預
西方社會愈來愈抗拒自身軍隊出現人員傷亡，這一點其實並不難理解。西方國家的部隊人員英勇出色，這並不是部隊本身的問題。然而，這種抗拒已成為一種沉重的政治枷鎖，限制西方派出特種部隊之外的人員至海外當地行動。這種狀況帶來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敵人知道，他們造成愈多傷亡，我們繼續戰鬥的政治意願愈低，這個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也就愈顯而易見。
同時，歐洲和北約還面臨其他挑戰。若說以前還不明顯，那麼現在美國顯然已經決定在可預見的未來內，他沒有興趣進行軍事干預。1999年北約出兵科索沃（Kosovo）後，我（當時作為英國首相）與法國一道啟動了歐洲防禦機制（European Defense）。我這麼做正是因為我意識到，沒有美國及其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的參與，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決那次危機。如今，巴爾幹半島人有望在歐洲內實現一個和平的未來。
但是，如今危機依然叩關歐洲，而非美國。歐洲目前正面臨沙赫爾地區動盪的直接挑戰，還有利比亞亂局、敘利亞內戰及中東緊張情勢等議題。面對這些難題，作為歐洲的一部份，英國不管是否情願，都必須與歐洲合作以解決共同的安全問題。
然而，如果美國不願參與，歐洲和北約要如何發展行動能力？回答這樣的問題，有助重振西方決策者的戰略思考能力。近來最令人擔憂的趨勢之一，就是西方缺乏制定戰略的能力，而短視的政治需求凌駕於長期的戰略思維。正因如此，我們的盟友感到焦慮，而我們的對手相信我們的時代已經結束
疑西方價值論崛起
最後，近幾週來我一直聽到一個相當令人沮喪的論點，指我們根本愚不可及，除了那些西方社會的影響力難以企及的地方，我們竟然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真能對外輸出、落地深根。
也許我這個世代的領袖認為國家能被「改造」是過於天真，又或者「改造」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然而，當我們看到許多阿富汗女性因擔憂性命安危而逃離自己的國家時，我們永遠不該忘記，自由人民確實選擇了我們信奉的價值。我們必須恢復世界對西方價值及其普世性的信心，如此一來，才能確保我們能為這些人挺身而出，準備好捍衛他們的利益。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