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民主難外送?前英首相自嘲「天真」 激進伊斯蘭教如同共產黨

國際

本文作者為:1997-200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現為智庫「全球變化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主席

塔利班(Taliban)是激進伊斯蘭教的全球運動的一部份,由各種擁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不同團體組成。

簡而言之,這些團體認為只存在一種真正的信仰,這種信仰只有一種正確解釋,並由該解釋統治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激進伊斯蘭教不僅相信伊斯蘭主義——即從伊斯蘭教衍生的一種政治理論——更相信為了達成目標,必要時採取武力抗爭手段是正當的。反觀其他伊斯蘭教徒就算認可同樣的目標,卻會避免訴諸暴力。

這樣激進的意識形態必然與開放、現代、推崇寬容文化的社會相悖。尤其是今日,人們為2001年911恐攻及其後果陷入激烈辯論,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儘管911事件後所幸沒再發生同等規模的恐攻,激進伊斯蘭教卻並未消褪──重點在於,為什麼?

對全球安全的首要威脅

激進伊斯蘭教是否具有一致的意識形態(coherent ideology),對我們的安全構成首要威脅?或者,儘管我們面臨的那些安全挑戰具有一些共通點,它們彼此間卻並不相關,每個都必須以因地制宜的方式處理?伊斯蘭主義本身就有問題,或者只有當它以極端主義的暴力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問題?它是否和革命共產主義(revolutionary communism)一樣,必須在安全和意識形態方面雙管齊下、長期對抗?這樣又是否誇大、高估了伊斯蘭主義,因此如同有些人所言,西方干預阿富汗、伊拉克反倒增進而非削弱它的影響力?

這是個需要明確回答的根本性戰略問題。

在我看來,無論是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或暴力手段,都是對安全的首要威脅。如果任其發展,就算發生地點像911事件一樣離我們相當遙遠,最終必會對我們造成衝擊。

激進伊斯蘭教如同革命共產主義

「全球變化中心」研究員巴達維(Emman El-Badawy)最新分析顯示,伊斯蘭主義的根源如何回溯至數十年前,早在911事件爆發前便壯大起來,他也研究了意識形態和暴力之間的關聯。再加上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庫魯(Ahmet Kuru)對「伊斯蘭宗教學者國」(Ulema-State)概念的出色分析,還有「全球變化中心」對聖戰組織的年度報告,這些研究在在顯示伊斯蘭主義對全球的挑戰日益惡化。

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一直是導致中東及其他地區動盪的主因,無論其推行者是信奉什葉派(Shia)的伊朗,還是奉行遜尼派(Sunni)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蓋達組織(al-Qaeda)、伊斯蘭國(ISIS)、博科聖地(Boko Haram)等其他團體。今日,它已成為使非洲陷入動盪的主要問題。

如同革命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致力在不同領域多方經營。要擊敗它,最終同樣要訴諸硬實力和軟實力齊頭並進,以對抗其暴力手段及意識型態。若上述分析正確,強權國家必須聯合起來發展共同戰略,尤其是阿富汗淪陷之後。儘管對抗伊斯蘭主義的討論最初是以西方國家為核心,中國、俄國在這個議題上同樣具有深遠的安全利益。而西方若欲制定成功戰略,其最好的盟友就是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包括中東國家,他們正急切想從極端主義手中奪回自己的宗教。

此外,我們必須精準評估自身弱點。我們從新冠肺炎疫情學到關於致命病原體的知識,生物恐攻(bio-terror)的可能性或許看似科幻情節,然而若我們從現在就開始準備應付非國家行為者的生物攻擊,無疑是明智之舉。

伊斯蘭主義不應被視為次要問題

若否認上述分析,那就是認定伊斯蘭主義是一個次要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任由事態發展,只有在受到直接威脅的情況下,才透過無人機、偵查和特種部隊等反恐措施進行報復行動。然而,如果這就是政策發展的方向,對伊斯蘭主義問題的理解就未免過於狹隘了。

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當我們表示放棄「改造」(remake)那些可能有恐怖主義崛起的國家時,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的理解是,我們不再嘗試國家重建,如同我們當初想在阿富汗達成的目標。但有一件事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改造」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阿富汗人民不願改變他們的國家。我們無疑本能將阿國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由塔利班接管也並不是阿國民眾的選擇。塔利班不是透過它的說服力重新征服阿富汗,而是暴力。

「國家/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主要障礙,往往並非來自民眾,而是多年來貪汙腐敗、治理能力薄弱的政府機構,尤其是國內因素在外部勢力支持下持續進行破壞活動時,重建國家的挑戰又格外艱困

然而,已經根深蒂固的威脅無法僅憑反恐措施根除。相反地,我們可以嘗試中間路線。例如在非洲沙赫爾(Sahel)地區,貧窮與低度發展無疑助長了恐怖分子,因此我們協助國家維安的同時,也應支持該地政府對發展付出的努力。2014年後,某種程度上我們在阿富汗就是採取這樣的方針,當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阿國的戰略轉向「訓練、建議和協助」。

這超出了反恐的傳統範疇,而我們需要人手「實地參與」。我們當然希望實地參與的是本地人,不過情況並不總是合乎我們的預期。

美國無意再展開軍事干預

西方社會愈來愈抗拒自身軍隊出現人員傷亡,這一點其實並不難理解。西方國家的部隊人員英勇出色,這並不是部隊本身的問題。然而,這種抗拒已成為一種沉重的政治枷鎖,限制西方派出特種部隊之外的人員至海外當地行動。這種狀況帶來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敵人知道,他們造成愈多傷亡,我們繼續戰鬥的政治意願愈低,這個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也就愈顯而易見。

同時,歐洲和北約還面臨其他挑戰。若說以前還不明顯,那麼現在美國顯然已經決定在可預見的未來內,他沒有興趣進行軍事干預。1999年北約出兵科索沃(Kosovo)後,我(當時作為英國首相)與法國一道啟動了歐洲防禦機制(European Defense)。我這麼做正是因為我意識到,沒有美國及其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的參與,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決那次危機。如今,巴爾幹半島人有望在歐洲內實現一個和平的未來。

但是,如今危機依然叩關歐洲,而非美國。歐洲目前正面臨沙赫爾地區動盪的直接挑戰,還有利比亞亂局、敘利亞內戰及中東緊張情勢等議題。面對這些難題,作為歐洲的一部份,英國不管是否情願,都必須與歐洲合作以解決共同的安全問題。

然而,如果美國不願參與,歐洲和北約要如何發展行動能力?回答這樣的問題,有助重振西方決策者的戰略思考能力。近來最令人擔憂的趨勢之一,就是西方缺乏制定戰略的能力,而短視的政治需求凌駕於長期的戰略思維。正因如此,我們的盟友感到焦慮,而我們的對手相信我們的時代已經結束

疑西方價值論崛起

最後,近幾週來我一直聽到一個相當令人沮喪的論點,指我們根本愚不可及,除了那些西方社會的影響力難以企及的地方,我們竟然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真能對外輸出、落地深根。

也許我這個世代的領袖認為國家能被「改造」是過於天真,又或者「改造」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然而,當我們看到許多阿富汗女性因擔憂性命安危而逃離自己的國家時,我們永遠不該忘記,自由人民確實選擇了我們信奉的價值。我們必須恢復世界對西方價值及其普世性的信心,如此一來,才能確保我們能為這些人挺身而出,準備好捍衛他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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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