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從IMF總裁被控操縱中國經商環境排名 看IMF和世銀之間存在的長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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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前情提要:9月世銀一份委外調查指控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期間,施壓部屬以提升中國在2018年《經商環境報告》的名次。此事恐嚴重傷害IMF及世銀信譽,《路透社》報導IMF執行董事會於10月5日約談喬治艾娃,目前美國等IMF主要成員國並未對此事件表態。

有人正在進行一場意在取代,或至少大幅削弱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喬治艾娃的行動。

2019年出任IMF總裁的喬治艾娃,對抗新冠疫情表現出色,她迅速撥款讓各國能順利運作、處理健康危機,成功促使IMF對中低收入國家撥發6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SDR),對這些國家經濟復甦至關重要,此外她還讓IMF在對抗氣候變遷這一攸關人類生存的危機中,擔任全球領導角色。

這些成就本應為喬治艾娃贏得掌聲,那麼,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是誰在背後詆毀、排擠她?

IMF總裁被控和中國利益交換

整起事件,源自世界銀行委託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WilmerHale)對其2018年《經商環境報告》進行調查,該報告旨在用指數(index)排名各國創立、經營商業公司的難易程度。該外部調查指控──精確而言,是「暗示」──2018、2020年,有不當行為操控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亞塞拜然的指數。

喬治艾娃因2018年《經商環境報告》受到抨擊,那時她正任世銀行長。那年中國排名第78名,名次與2017年相同。然而,有人暗示中國的排名本應更低,惟當時世銀正四處尋求增資,於是以「不降低中國排名」交換北京金援。

這起事件的正面影響,或許是讓該指數停止發布

25年前我擔任世銀首席首席經濟學家時,《經商環境報告》是由「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這個獨立部門負責,當時我就認為這個指數的成效相當糟糕。企業稅較低、勞工法規較弱的國家,往往能獲得較高的名次;指數排名難以如實呈現現實狀況,稍微變動數據就可能讓名次大洗牌,而一些看似獨斷的決定使國家排名下滑時,又難免得罪各國。

讀了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的調查報告,並向相關重要人士直接了解整個過程後,在我看來世銀的調查似乎是一起惡意攻擊。

自始至終,喬治艾娃的行為完全符合專業,換成是我也會這麼做──我擔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不得不如此──縱使數據本身有其侷限,仍需敦促底下的人確定他們的數據是正確的,或盡可能準確。

世銀現任行長蓄意降低中國排名

2018年負責《經商環境報告》部門的戴瓦拉江(Shanta Devarajan)堅稱自己從未受到施壓去竄改數據或結果,在此事上他負責直接向喬治艾娃彙報。世銀工作人員僅照喬治艾娃指示重新核對數字,最後做了一些微調,部分國家名次因此上升。

在各種意義下,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的調查讓人難以理解。它的調查讓人覺得,世銀和中國交換了條件:為籌措資金,世銀願以提升中國排名為代價。

然而,中國熱衷推動增資,在扯後腿的是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領導的美國。如果世銀的目標是確保增資,最佳辦法應該是降低中國的排名。

調查報告也沒有解釋,為何未完整呈現戴瓦拉江的證詞,他才是第一手了解喬治艾娃指示的人。戴瓦拉江表示,「我花了數小時向世銀律師講述自己知道的一切,但他們只(在報告中)呈現了一半的內容」。事實上,該調查的內容奠基於各種影射與暗示。

真正的醜聞應該是這份調查本身,包括它並未指控現任世銀行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該調查指出,2020年沙烏地阿拉伯的指數同樣因違規行為而上升,結論卻是世銀領導階層與此事無關。而就在沙國安全單位謀殺、肢解旅美沙裔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一年後,馬爾帕斯親自訪問沙國,還以《經商環境報告》為本吹捧沙國的改革成果。

看來誰是金主,誰說了算。所幸調查記者已經揭發其它更為惡劣的行徑,包括馬爾帕斯明目張膽試圖修改《經商環境報告》的研究方法,以降低中國排名。

世銀、IMF存在長期競爭

如果威凱平和而德的調查報告根本是一場惡意攻擊,那麼動機何在?不出所料,有些人對喬治艾娃對IMF的領導方向感到不滿。一些人認為IMF應該堅守本業,不要涉足氣候變遷;一些人不喜歡邁向進步的轉變,即把焦點從緊縮政策轉至脫貧和發展,並更深刻地認識市場的侷限。

許多金融市場的利害關係者之所以反對IMF的轉變,是因其並未像債權人一樣,採取強勢行動──這也是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著重批評IMF的部分。2020年阿根廷啟動債務重組,IMF清楚劃出該國能支付的極限,也就是多少債務具可持續性(sustainable)。IMF的立場改變了阿根廷債務協商的框架,而當時許多私人債權人是希望該國支付超出其可承受範圍的金額。

此外,IMF和世銀之間存在長期競爭。有人提議新設一個基金,以從先進經濟體「回收」新發行的SDR並分配至貧窮國家後,兩個機構的競爭更因「誰應管理此一新基金」而加劇。

至於其他動機,美國政治的孤立主義傾向是一個原因,這點更在川普任命的馬爾帕斯身上展露無遺;有些人則意圖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政府正焦頭爛額時,再讓它雪上加霜;其他理由還包括一般人際衝突等等。

然而,疫情及其造成的經濟衝擊正使多國陷入債務危機,政治陰謀、官僚鬥爭都是我們最不樂見的事情,這個世界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喬治艾娃穩定執掌IMF。

© Project Syndicate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