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他與羅賓遜（James Robinson）合著有《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以及《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嘗試將全球暖化溫度增幅控制在前工業化水準1.5°C，然而無論有多少國家領導人和企業領袖飛往格拉斯哥（Glasgow）開會，COP26的努力注定令人失望。因為就算將標準提高至2°C，仍需要美國和中國通力合作。
對美中而言氣候變遷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合作機會，而他們在COP26出乎意料地宣布共同努力減少甲烷排放的計畫，帶來了一些希望。然而，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仍不利美中廣泛合作。
歐盟未來將課徵「碳關稅」
為了有機會實現《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全球必須在未來10年內將煤碳、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耗量減至幾乎為零，這表示大部分可用化石燃料儲備必須留在地下。儘管多國最近紛紛承諾脫碳，但化石燃料消耗量歸零並不在預期的計畫中。
例如，中國仍繼續投資新燃煤電廠，2020年甚至每週都新建一座以上；印度過去10年的煤碳消費量幾乎翻倍，同時拒絕承諾落實有意義的淨零排放目標；俄國則幾乎什麼也沒做，聲稱其森林、苔原和沼澤能吸收足夠的碳，2060年前達到碳中和。
事實證明，美國同樣無法應對挑戰，而他不能提出和印度甚至中國相同的藉口。美國確實有財力增加對再生能源的投資，支持全球大規模向乾淨科技轉型。然而，美國仍在補貼化石燃料產業，而不是對碳排放課稅或者監管大型能源公司，它們對氣候問題負有大部分責任。（不過，在補貼化石燃料產業方面，伊朗、俄國、巴西、中國和印度的情況甚至更糟糕。）
為了減少碳排，除了停止開採和燃燒現有的媒碳、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我們只能課徵全球碳稅、持續支持綠色技術開發。歐盟已向全球碳稅邁出第一步，不僅對化石燃料徵收國內稅，還提出以關稅形式出現的碳邊境調節機制。
碳稅要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必須把它的金額設得夠高。目前，各歐盟國的碳稅從瑞典每噸二氧化碳116歐元到波蘭每噸不到0.1歐元不等，一些主要經濟體如義大利，甚至根本沒有碳稅。不過，即使有強健的歐洲碳稅和關稅制度，我們仍需美國、中國採取類似的政策，才能控制住氣候變遷。
碳稅將消弭中國出口成本優勢
挑戰有時確實能讓各國團結在一起。二戰期間，美國、英國和蘇聯聯手擊敗德國和日本；戰後儘管存在嚴重分歧，歐洲人和美國人仍能團結起來應對蘇聯的威脅。中美能否合作應對氣候變遷？或許可以，但前提是兩國都有輿論壓力促使政府這麼做。
乍看之下，這似乎不太可能。美國政治制度仍極易受到石油巨頭遊說影響，而這些企業正竭力阻止或延緩政府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同時積極把自己「洗綠」（greenwashing）以爭取時間。此外，不難理解，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政府把重點放在2022年期中選舉前解決基礎建設、貧窮、不平等、兩極化等艱鉅國內挑戰，屆時拜登的民主黨可能失去國會多數席位。
同時，中共六中全會剛在北京召開，重點是鞏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統治，以及中共對人民的主宰。中國領導階層明白，它必須持續嚴密控制數據和媒體，並維持足夠的經濟成長，以免國內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不滿。
因此，氣候變遷不是中共的當務之急，全球碳稅更會構成其追求主要目標的一大障礙，因為全球碳稅會消除中國出口成本優勢一項主要來源：廉價媒碳。全球碳稅還會迫使中國經濟結構，以比現任領導者所希望更快的速度擺脫化石燃料。
美中菁英沒動力減碳
所以，儘管美中最近在甲烷問題上發表的聲明似乎充滿希望，我們並不能指望兩國政治精英將氣候變遷列為優先處理事項。
不過，我們也不必指望他們。在美國和中國，公眾迫切希望政府提出有意義的氣候政策。大約70%的美國人認為全球暖化正在發生，並支持對化石燃料公司徵收碳稅，86%的人希望為再生能源創新提供更多資金。就連進步派的民主黨提出頗富野心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也受到選民的歡迎。
中國國內亦有呼聲要求採取更有力的氣候政策，儘管西方媒體總是諷刺溫順的中國人民完全聽命於黨。即便中共主持史上最具攻擊性的媒體操縱和鎮壓運動之一，它仍須注意公眾情緒。空氣品質和其他環境問題，是中國政治熱門焦點，而且中國素有氣候行動主義傳統。
歐洲經驗表明，這種行動主義能非常有影響力。儘管社會兩極化和其他政策優先事項，已經把氣候議題擠出美國議程，一旦一些議題在清單上打勾完成（例如拜登的基建和「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這種情況有望改變。
氣候危機掌握在美中手中
我們很難預測中國政府會如何回應氣候行動主義。中共可能會試圖壓制氣候運動， 但歸根究柢，習近平仍需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來維繫他對中共的控制，即使他已成功邊緣化許多敵對派系。習近平知道他的合法性──更別提他的歷史功過──可能取決於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社會上日益加劇的氣候和環境擔憂。
如果美中能在其他議題上緩和雙邊關係，例如美中貿易戰和台灣地位問題，他們就能在氣候問題上進行有意義合作，產生重大連鎖效益。正如冷戰推動美國和歐洲強權之間的合作，氣候危機是有可能降低美中敵意。
全球氣候危機的結果，不取決於COP26的幕後交易，而是美中領導人是否會因輿論壓力而朝減碳方向邁進。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