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地球為什麼會失敗?關鍵掌握在美國、中國手裡

環境議題

本文作者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他與羅賓遜(James Robinson)合著有《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以及《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嘗試將全球暖化溫度增幅控制在前工業化水準1.5°C,然而無論有多少國家領導人和企業領袖飛往格拉斯哥(Glasgow)開會,COP26的努力注定令人失望。因為就算將標準提高至2°C,仍需要美國和中國通力合作。

對美中而言氣候變遷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合作機會,而他們在COP26出乎意料地宣布共同努力減少甲烷排放的計畫帶來了一些希望。然而,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仍不利美中廣泛合作。

歐盟未來將課徵「碳關稅」

為了有機會實現《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全球必須在未來10年內將煤碳、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耗量減至幾乎為零,這表示大部分可用化石燃料儲備必須留在地下。儘管多國最近紛紛承諾脫碳,但化石燃料消耗量歸零並不在預期的計畫中。

例如,中國仍繼續投資新燃煤電廠,2020年甚至每週都新建一座以上;印度過去10年的煤碳消費量幾乎翻倍,同時拒絕承諾落實有意義的淨零排放目標;俄國則幾乎什麼也沒做,聲稱其森林、苔原和沼澤能吸收足夠的碳,2060年前達到碳中和。

事實證明,美國同樣無法應對挑戰,而他不能提出和印度甚至中國相同的藉口。美國確實有財力增加對再生能源的投資,支持全球大規模向乾淨科技轉型。然而,美國仍在補貼化石燃料產業,而不是對碳排放課稅或者監管大型能源公司,它們對氣候問題負有大部分責任。(不過,在補貼化石燃料產業方面,伊朗、俄國、巴西、中國和印度的情況甚至更糟糕。)

為了減少碳排,除了停止開採和燃燒現有的媒碳、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我們只能課徵全球碳稅、持續支持綠色技術開發歐盟已向全球碳稅邁出第一步,不僅對化石燃料徵收國內稅,還提出以關稅形式出現的碳邊境調節機制

碳稅要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必須把它的金額設得夠高。目前,各歐盟國的碳稅從瑞典每噸二氧化碳116歐元到波蘭每噸不到0.1歐元不等,一些主要經濟體如義大利,甚至根本沒有碳稅。不過,即使有強健的歐洲碳稅和關稅制度,我們仍需美國、中國採取類似的政策,才能控制住氣候變遷。

碳稅將消弭中國出口成本優勢

挑戰有時確實能讓各國團結在一起。二戰期間,美國、英國和蘇聯聯手擊敗德國和日本;戰後儘管存在嚴重分歧,歐洲人和美國人仍能團結起來應對蘇聯的威脅。中美能否合作應對氣候變遷?或許可以,但前提是兩國都有輿論壓力促使政府這麼做。

乍看之下,這似乎不太可能。美國政治制度仍極易受到石油巨頭遊說影響,而這些企業正竭力阻止或延緩政府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同時積極把自己「洗綠」(greenwashing)以爭取時間。此外,不難理解,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政府把重點放在2022年期中選舉前解決基礎建設、貧窮、不平等、兩極化等艱鉅國內挑戰,屆時拜登的民主黨可能失去國會多數席位。

同時,中共六中全會剛在北京召開,重點是鞏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統治,以及中共對人民的主宰。中國領導階層明白,它必須持續嚴密控制數據和媒體,並維持足夠的經濟成長,以免國內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不滿。

因此,氣候變遷不是中共的當務之急,全球碳稅更會構成其追求主要目標的一大障礙,因為全球碳稅會消除中國出口成本優勢一項主要來源:廉價媒碳。全球碳稅還會迫使中國經濟結構,以比現任領導者所希望更快的速度擺脫化石燃料。

美中菁英沒動力減碳

所以,儘管美中最近在甲烷問題上發表的聲明似乎充滿希望,我們並不能指望兩國政治精英將氣候變遷列為優先處理事項。

不過,我們也不必指望他們。在美國和中國,公眾迫切希望政府提出有意義的氣候政策。大約70%的美國人認為全球暖化正在發生,並支持對化石燃料公司徵收碳稅,86%的人希望為再生能源創新提供更多資金。就連進步派的民主黨提出頗富野心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也受到選民的歡迎

中國國內亦有呼聲要求採取更有力的氣候政策,儘管西方媒體總是諷刺溫順的中國人民完全聽命於黨。即便中共主持史上最具攻擊性的媒體操縱和鎮壓運動之一,它仍須注意公眾情緒。空氣品質和其他環境問題,是中國政治熱門焦點,而且中國素有氣候行動主義傳統

歐洲經驗表明,這種行動主義能非常有影響力。儘管社會兩極化和其他政策優先事項,已經把氣候議題擠出美國議程,一旦一些議題在清單上打勾完成(例如拜登的基建和「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這種情況有望改變

氣候危機掌握在美中手中

我們很難預測中國政府會如何回應氣候行動主義。中共可能會試圖壓制氣候運動, 但歸根究柢,習近平仍需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來維繫他對中共的控制,即使他已成功邊緣化許多敵對派系。習近平知道他的合法性──更別提他的歷史功過──可能取決於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社會上日益加劇的氣候和環境擔憂。

如果美中能在其他議題上緩和雙邊關係,例如美中貿易戰和台灣地位問題,他們就能在氣候問題上進行有意義合作,產生重大連鎖效益。正如冷戰推動美國和歐洲強權之間的合作,氣候危機是有可能降低美中敵意。

全球氣候危機的結果,不取決於COP26的幕後交易,而是美中領導人是否會因輿論壓力而朝減碳方向邁進。

© Project Syndicate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