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美國民主黨頻內鬨 不代表共和黨就能坐等重掌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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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其2020年最新著作為《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11月維吉尼亞州州長選舉失利後,美國民主黨黨內爆發爭吵,許多觀察者相信共和黨2020年奪回參議院將是輕而易舉。然而,現在未來最充滿不確定性的其實是右派,而我們所有人都在為此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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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之前也曾面臨身份危機。19世紀大眾民主(mass democracy)風起雲湧,當時工業化導致嚴重不平等工人階級陷入困境,傳統中右派政黨可能會從此沉寂,包括英國保守黨。這是因為數以萬計的工人聚集在城市和工作場所,為團結起來、成立政治機構創造出新機會。新思想的出現──從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到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版的共產主義──在在反映民眾的不滿,並提供打造另一種社會組織的範本。

保守派差點被工業革命打趴

不過,最引人矚目的或許是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的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領導下,英國的中右派迅速重新定義自己。1860年代,迪斯雷利率先推動改革以擴大選民支持,這方面他甚至比競爭對手、自由黨總理葛萊德史東(William Gladstone)做得更徹底迪斯雷利相信,保守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能吸引許多工人,而他的想法完全正確。19世紀下半葉,英國保守黨迅速超越自由黨,重奪執政黨地位。

新右派將若干不同的哲學理念和人性直覺融合在一起,並大獲成功。

其首要支柱,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民族主義。迪斯雷利的「單一民族」(One Nation)願景相對溫和,建立一種社群身份,把所有公民納入某種單一社會契約中;但迪斯雷利同樣助長了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在他對大英帝國的極端愛國主義承諾和願景中。而在法國和德國,反猶主義往往是新保守主義的核心。

第二根支柱是捍衛傳統制度和社會秩序,避免激進改革衝擊。這種想法,源於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強力抨擊法國大革命,它們是適應型保守主義在面對社會、政治改革無可避免時,能做出有意義回應的關鍵。這種策略的陰暗面在於它致力捍衛現有社會階級制度,包括性別和種族階級。除了民族主義,中右派樂於捍衛階級制度,也是他們吸引選民的一大原因。

靠民族主義、自由市場起死回生

第三根支柱是忠於市場。如同前兩根支柱,它能協助右派定義自己並排除其他替代方案,無論是1917年後的蘇聯社會主義,還是二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派反對大規模國有制度、各種政府干預形式,這既是為了保障自由市場帶來的好處,也是以柏克之名主張漸進主義(gradualism)。

儘管如此,歐美的保守派仍不斷調整適應,有時不吝與福利國家合作,甚至在它身上投資。英國二戰後首次選舉,時任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領導的保守黨確實反對以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1942年報告為藍本,建立一個新福利國家──然後他們輸掉了那次大選。之後,保守派政治人物迅速與新政府的諸多政策達成和解,而北歐德國直到1980年代,中右派勢力幾乎和左派工黨一樣支持基本的福利國家制度。

不過右派能打贏選戰還有第四根支柱,那就是支持財力雄厚的大企業,它們經常金援右派。當大企業的利益與反壟斷等市場理念發生衝突,右派往往與大企業站在一起。

經濟結合社會發展,從此破壞了中右派早前支持的社會福利。隨著更激進的右派理念興起,對福利國家、政府經濟角色的挑戰和反對也接踵而至。美國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自由市場思想家推動之下,反監管新理念變得愈來愈普及,也在1980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領導下,愈來愈受關注。1990年代蘇聯解體又進一步推動這一進程,蘇聯解體瓦解了社會民主主義支持福利國家的一個論點:以福利政策防止工人階級要求實施徹底的社會主義。

過去40年,柴契爾和雷根主張的放鬆管制政策,加速全球化和自動化、助長不平等現象,並傷害了柏克式傳統主義與社群民族主義。同時,支持右派媒體的壟斷型大企業和億萬富萬崛起,對右派對競爭市場的堅持,簡直是一種嘲弄。

美國共和黨正在失去人口紅利

右派必須再次重新定義自己。過去10年,前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策開始模仿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措施,而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一直斷斷續續地試圖重振迪斯雷利的單一民族保守主義,這兩個例子顯示了中右派政黨可能如何前進。不過,上述嘗試恐怕不太可能成功,因為它們與右派和世界面臨的嚴重挑戰並不相稱。

為有效應對不平等的根源,還有全球化與科技巨頭帶來的挑戰,中右派有必要大規模轉型。美國保守派可能會覺得轉型特別困難,畢竟他們一向對大企業和超級富翁忠心耿耿。事實上,他們早已放棄柏克的理念,只求以任何方式固守權力。從前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憤世嫉俗的「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到今日共和黨的壓制選民法案,長期以來,美國右翼一直依賴美國政治體系對右傾鄉村地區的權力分配不當

考慮到經濟停滯導致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且人口結構轉向城市居民及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這種策略不可能永遠奏效。美國右派若非承認自己必須改變,就是變得愈加激進並依賴少數選民──然後最終對抗民主本身。

共和黨崇拜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顯示它正迅速倒向第二種選擇。這表示美國正陷入一個極度兩極化且執政失靈的時期,使推行有意義政策以解決不平等問題、氣候變遷和科技巨擘令人窒息的主宰地位,變得不太可能。更糟的是,我們不能排除2024年川普「復辟」後,壓迫型專制主義抬頭的可能性。

© Project Syndicate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