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其2020年最新著作為《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11月維吉尼亞州州長選舉失利後，美國民主黨黨內爆發爭吵，許多觀察者相信共和黨2020年奪回參議院將是輕而易舉。然而，現在未來最充滿不確定性的其實是右派，而我們所有人都在為此付出代價。
（更多相關新聞：拜登小考差點被當！美國維州選舉民主黨慘敗 共和黨狂勝拿下州長和眾院）
右派之前也曾面臨身份危機。19世紀大眾民主（mass democracy）風起雲湧，當時工業化導致嚴重不平等、工人階級陷入困境，傳統中右派政黨可能會從此沉寂，包括英國保守黨。這是因為數以萬計的工人聚集在城市和工作場所，為團結起來、成立政治機構創造出新機會。新思想的出現──從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到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版的共產主義──在在反映民眾的不滿，並提供打造另一種社會組織的範本。
保守派差點被工業革命打趴
不過，最引人矚目的或許是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的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領導下，英國的中右派迅速重新定義自己。1860年代，迪斯雷利率先推動改革以擴大選民支持，這方面他甚至比競爭對手、自由黨總理葛萊德史東（William Gladstone）做得更徹底。迪斯雷利相信，保守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能吸引許多工人，而他的想法完全正確。19世紀下半葉，英國保守黨迅速超越自由黨，重奪執政黨地位。
新右派將若干不同的哲學理念和人性直覺融合在一起，並大獲成功。
其首要支柱，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民族主義。迪斯雷利的「單一民族」（One Nation）願景相對溫和，建立一種社群身份，把所有公民納入某種單一社會契約中；但迪斯雷利同樣助長了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在他對大英帝國的極端愛國主義承諾和願景中。而在法國和德國，反猶主義往往是新保守主義的核心。
第二根支柱是捍衛傳統制度和社會秩序，避免激進改革衝擊。這種想法，源於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強力抨擊法國大革命，它們是適應型保守主義在面對社會、政治改革無可避免時，能做出有意義回應的關鍵。這種策略的陰暗面在於它致力捍衛現有社會階級制度，包括性別和種族階級。除了民族主義，中右派樂於捍衛階級制度，也是他們吸引選民的一大原因。
靠民族主義、自由市場起死回生
第三根支柱是忠於市場。如同前兩根支柱，它能協助右派定義自己並排除其他替代方案，無論是1917年後的蘇聯社會主義，還是二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派反對大規模國有制度、各種政府干預形式，這既是為了保障自由市場帶來的好處，也是以柏克之名主張漸進主義（gradualism）。
儘管如此，歐美的保守派仍不斷調整適應，有時不吝與福利國家合作，甚至在它身上投資。英國二戰後首次選舉，時任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領導的保守黨確實反對以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1942年報告為藍本，建立一個新福利國家──然後他們輸掉了那次大選。之後，保守派政治人物迅速與新政府的諸多政策達成和解，而北歐和德國直到1980年代，中右派勢力幾乎和左派工黨一樣支持基本的福利國家制度。
不過右派能打贏選戰還有第四根支柱，那就是支持財力雄厚的大企業，它們經常金援右派。當大企業的利益與反壟斷等市場理念發生衝突，右派往往與大企業站在一起。
經濟結合社會發展，從此破壞了中右派早前支持的社會福利。隨著更激進的右派理念興起，對福利國家、政府經濟角色的挑戰和反對也接踵而至。美國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自由市場思想家推動之下，反監管新理念變得愈來愈普及，也在1980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領導下，愈來愈受關注。1990年代蘇聯解體又進一步推動這一進程，蘇聯解體瓦解了社會民主主義支持福利國家的一個論點：以福利政策防止工人階級要求實施徹底的社會主義。
過去40年，柴契爾和雷根主張的放鬆管制政策，加速全球化和自動化、助長不平等現象，並傷害了柏克式傳統主義與社群民族主義。同時，支持右派媒體的壟斷型大企業和億萬富萬崛起，對右派對競爭市場的堅持，簡直是一種嘲弄。
美國共和黨正在失去人口紅利
右派必須再次重新定義自己。過去10年，前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策開始模仿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措施，而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一直斷斷續續地試圖重振迪斯雷利的單一民族保守主義，這兩個例子顯示了中右派政黨可能如何前進。不過，上述嘗試恐怕不太可能成功，因為它們與右派和世界面臨的嚴重挑戰並不相稱。
為有效應對不平等的根源，還有全球化與科技巨頭帶來的挑戰，中右派有必要大規模轉型。美國保守派可能會覺得轉型特別困難，畢竟他們一向對大企業和超級富翁忠心耿耿。事實上，他們早已放棄柏克的理念，只求以任何方式固守權力。從前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憤世嫉俗的「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到今日共和黨的壓制選民法案，長期以來，美國右翼一直依賴美國政治體系對右傾鄉村地區的權力分配不當。
考慮到經濟停滯導致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且人口結構轉向城市居民及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這種策略不可能永遠奏效。美國右派若非承認自己必須改變，就是變得愈加激進並依賴少數選民──然後最終對抗民主本身。
共和黨崇拜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顯示它正迅速倒向第二種選擇。這表示美國正陷入一個極度兩極化且執政失靈的時期，使推行有意義政策以解決不平等問題、氣候變遷和科技巨擘令人窒息的主宰地位，變得不太可能。更糟的是，我們不能排除2024年川普「復辟」後，壓迫型專制主義抬頭的可能性。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