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in台灣》俄烏戰爭打醒環保人士 習近平之流根本不該被視為「環境英雄」

環境議題

 本文作者為:博卡雷蒂(Giulio Boccaletti),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榮譽研究員,著有《水的傳記》

俄羅斯展開的烏克蘭戰爭是一場悲劇,令人感到憤怒及難以言喻的悲傷,但對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卻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捩點。不過幾天前,氣候變遷仍是全球議程最受矚目的焦點,以科學為基礎訂定的目標指出一條通往更乾淨永續未來的道路,然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魯莽決定入侵主權國家烏克蘭、威脅發動核戰之後,國際規則和多邊治理架構的弱點暴露了出來──我們很難相信對改善全球環境付出的努力,能在這樣脆弱的系統中獲得成功

令人驚訝的是,那些從事環境工作的人竟然還沒意識到這一點。開戰一週後,聯合國盛讚一項有關一次性塑膠的重大協議是地球的「勝利」,但這類協議依賴主權國家互相承認──而這正是普丁提出質疑的原則。

環保人士不能再當政治不沾鍋

俄烏戰爭同樣危及透過全球合作改革能源體系的措施。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飆漲正在考驗政府和企業的良心,許多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國家的石油供應商試圖從當前情況中獲利,而非幫助減輕衝擊。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高昂,以及依賴俄羅斯等石油國家所隱含的安全風險,的確很有可能加快我們擺脫化石燃料的速度。但是,已經出現在地平線的經濟動盪不利投資,綠色能源或許會陷入和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競爭公共財政資源的局面。

這些發展對「當代環境主義」構成重大挑戰,它是一個仍相當年輕的知識框架,很少需要處理地緣政治問題。環境主義源於1960年代的和平主義、反資本主義運動,1992年在里約的聯合國地球峰會(UN Earth Summit)制度化,那時建立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30年來這些協議不僅是環境運動的支柱,長期以來也標誌出後蘇聯時代的世界秩序。

理論上,國際社會可根據環境目標向所有國家究責,環境倡議人士及團體對此感到安心,因此把精力放在追究私人和公共行為者的掠奪和非法行為。他們把「以規則為基礎」這個制度視為理所當然,依賴根據科學制定的目標,畫出全球願景以求達成預期結果。有好一段時間,這種「政治中立」做法讓所有人得以迴避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該接受專制國家實現的環境成果?不過這種中立日子結束了:「環境目標」與「定義國家權威的權力來源」,兩者不能再分開考慮。

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例。大部分環境組織已動員支持「30x30」目標──2030年前保護30%的陸地和海洋區域。但保護自然需要的不僅是宣傳,它最終仍取決於國家的監管權,也就是國家對自身領土行使主權的能力,必要時還能動用武力。事實上「領土」(territory)的拉丁語語源不是名詞的「土地」(terra),而是動詞的「恐嚇」(terrere)。直到最近,這種詞語區別還顯得迂腐又賣弄學問,然而如今不再是如此了──保護自然資源取決於國家權力,所以我們涉及的是「哪種國家」便非常重要

習近平不該被塑造為「環境英雄」

問題不僅限於普丁對建立俄羅斯帝國抱有的幻想。2017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訪瑞士達沃斯(Davos)時,他把中國政府描繪為「全球環境管家」,並因此獲得掌聲。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被譽為全球環境領導力的典範,而不是被斥為「環境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漠視個人的公民及政治權利。然而如今,我們應該意識到把暴君(despot)的地位提昇至環境英雄所造成的危險──如果沒有法治和保護人類尊嚴,環境承諾根本不值一提

傳統的西方環境主義是在抗議現行秩序中壯大,但它現在必須反過來捍衛這個秩序。問題在於它是否已經為這項任務做好準備,甚至是否已經具備條件。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批准向烏克蘭運送武器、大幅增加德國軍事支出之前,顯然認為沒有必要先諮詢其綠黨執政夥伴──這兩項政策變化顯示德國出現了典範轉移

此外,當各國政府紛紛制裁靠普丁發大財的俄羅斯寡頭,我們不應忘記許多環境計畫也受益於專制政權所創造的財富。例如英國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的「為地球奮鬥獎」(Earthshot Prize)就獲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企業巨頭中國大亨資助。

現代環境主義或許需要反思自身做法,眼看東歐戰事繼續拖延下去,環境運動顯然已不能繼續忽視政治權力的本質。捍衛自決和政治機構現在必須成為環境行動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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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校稿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