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負面影響提醒了我們：全球經濟總會遭遇一些不可預測的破壞。這種教訓已經不是一兩次了，沒人預見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也沒有人預料到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肺炎或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這導致美國轉向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就算有些人預測到這些危機，也無法準確指出它們會在何時發生。
15年前就示警「歐洲過度依賴俄能源」
上述每一事件都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後果。新冠疫情讓我們意識到看似強勁的經濟，其實缺乏抵抗衝擊的能力。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甚至無法生產口罩、防護裝備這類簡單物資，更別提篩檢試劑和呼吸機這些複雜的產品了。這場危機加強我們對經濟脆弱性的理解，也重現了其中一場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光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這家公司破產，就差點導致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崩潰。
同樣地，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俄烏戰爭正在加劇已經相當令人擔憂的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這恐嚴重衝擊許多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那些在疫情下大量舉債的國家。事實上就連歐洲也非常脆弱，因為它依靠俄羅斯提供天然氣──德國等主要經濟體，無法迅速或「無痛」擺脫這種依賴。許多人擔心歐洲對俄羅斯油氣的依賴，正在削弱他們應對俄羅斯惡劣行徑的方式，而這也不無道理。
然而，歐洲這件事的發展其實是可以預見的。15年前我就在《世界的另一種可能》（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這本書中問道，「各國是否認為，[安全]風險只是我們為了追求更高效的全球經濟，而必須付出的一部分代價？歐洲是否認為，如果俄羅斯的天然氣最便宜，那麼我們就該向俄羅斯採購天然氣，罔顧這對自身安全的影響......？」不幸的是，歐洲最後還是為追求短期利潤而忽略顯著的危險。
缺乏韌性應對衝擊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及其政策框架徹底失靈。市場本身就是短視的，而經濟金融化又加劇了這一點。即使後果可能極其嚴重，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卻無法充分考慮一些關鍵風險，尤其是看起來似乎很遙遠的風險。此外，市場參與者知道若這是系統性風險，如同上述列舉的風險，決策者便無法坐視不管。
德國大買俄天然氣，是善意還是總理徇私？
正因市場無法充分考慮到這種風險，對提升韌性的投資便太少，因此產生更高的社會成本。通常被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為風險「定價」，迫使企業為自身行為帶來的後果承擔更多責任。同樣的邏輯讓我們為排放溫室氣體等負面外部效應定價，因為如果不為碳排制定一個價格，只會導致過度汙染、過度使用化石燃料，而綠色投資和創新太少。
然而為風險定價，要比為碳排定價難得多。雖然產業政策、法規等其他選擇也能使經濟朝正確方向發展，但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阻礙了能提升韌性的干預措施。新自由主義奠基於一個「幻想」上，即理性的企業能在完全有效的市場上追求最大化其長期利益。於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體制下，企業本就該從最便宜的來源進行採購，就算個別企業沒有適當考慮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風險，政府也不應該出手干涉。
當然，世界貿易組織（WTO）建立的框架包含國家安全豁免條款，歐洲政府可援引該條款以證明干預措施的合理性，進而降低其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然而多年來，德國政府似乎積極推動互賴的經濟關係。若從善意角度解讀德國的立場，那就是德國希望用商業力量去馴服俄羅斯，但其中仍長期瀰漫著貪腐的氣息，前德國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尤為代表。施洛德主政期間，正是德國深化與俄羅斯利益關係的關鍵階段，下台後他轉去俄羅斯國營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擔任要職。
當前挑戰是要建立適當的全球規範，清楚區分保護主義以及對依賴性、國安問題的合法應對，並制定相應的系統性國內政策。這需要多邊協商、謹慎設計政策，以免再次出現惡意行為，例如川普以「國安」為由對加拿大汽車和鋼鐵加徵關稅。
打破新自由主義幻想，為「風險」定價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僅在於調整新自由主義的貿易框架。新冠疫情期間，WTO的智慧財產權規則抑制全球許多地方生產疫苗，導致數千人白白喪命，病毒也在不斷傳播中發展出更具傳染性且對第一代疫苗有抵抗力的新變異株。
人們顯然過於關注智財權的安全，對經濟安全的注意力卻太少，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全球化及其規則。我們已為當前所謂「正統」的經濟觀念付出沉重代價，但願我們能從21世紀歷次大動盪中記取教訓。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