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為何失敗?中俄菁英發大財後沒有擁抱民主 反而鼓吹專制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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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其2020年最新著作為《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的狂喜,不僅是重量級國際政治學大師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經濟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光明勝利」,也是對民族主義衰落感到欣喜。隨著世界經濟迅速邁向一體化,人們似乎會把自己的民族身份拋諸腦後。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努力向上流動的年輕人熱情擁抱的歐洲一體化方案,不僅是超國家/民族(supranational),甚至是後國家/民族(post-national)的。

然而民族主義又回來了,而且在全球政治發揮核心作用。這一趨勢並不僅限美國和法國──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領導人雷朋(Marine Le Pen)分別領導這兩國的新民族主義聯盟──也推動了匈牙利、印度,土耳其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民粹主義運動。中國正在實施新的民族專制主義,俄羅斯則發動了一場旨在消滅烏克蘭民族的民族主義戰爭。

助長新民族主義的三大因素

至少有三個因素助長了新民族主義。首先,許多受之影響的國家都存在一些歷史心結。印度在英國殖民主義下遭到系統性剝削,19世紀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削弱、羞辱和征服,而激起現代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則是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佔領該國大部分地區的記憶。

其次,全球化加劇了先前業已存在的社會緊張狀態,不僅使許多國家的不平等現象(那些和政府有關係的人往往利用不公平手段斂財)更為惡化,還侵蝕了長久以來的各類傳統和社會規範。

第三,政治領袖愈來愈熟練、肆無忌憚地利用民族主義以達成自己的計畫,例如奉行專制統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透過新中學課程宣傳活動來培養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

同樣地,在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政權下,這個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已屈服於「多數決非自由主義」(majoritarian illiberalism)。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最初迴避民族主義,2010年代初他甚至帶頭和庫德族(Kurds)展開和平進程,但之後他全盤接受了民族主義,並鎮壓獨立媒體、反對派領導人和異議人士。

今日的民族主義,也是對後冷戰時期全球化的一種自我強化的反應。2000年,當時還是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將自由貿易描述為「達成雷根(Ronald Reagan)所謂『為自由的前進戰略』(a forward strategy for freedom)的關鍵......與中國展開自由貿易,時間愈久對我方就愈有利」。人們希望全球貿易和交流,將推動文化與制度趨同,而隨著貿易的重要性不斷增長,西方外交力量也將提升,因為發展中國家會擔心失去進入歐美市場及資金的管道。

全球化讓中俄精英富起來,去鼓吹專制民族主義

然而,事情並未朝上述期待方向發展。全球化的組織方式為許多國家創造龐大的意外之財,包括一邊維持低薪、一邊將經濟轉型為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國家(這也是中國崛起的秘訣),以及擁有豐富石油和天然氣儲藏量的新興經濟體,而這樣的趨勢,賦予了富有魅力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權力。

隨著佔據優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累積更多資源,他們也更有能力進行宣傳和建立聯盟。不過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方面,由於西方外交愈來愈被視為某種干涉──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導致許多國家捍衛人權、媒體自由或民主的努力,結果顯得無效或適得其反。

以土耳其為例,加入歐盟的前景本應改善該國人權紀錄、強化民主體制,有一段時間也確實如此。然而隨著歐盟代表提出的要求成倍增加,這些要求反而成為孕育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肥料。加入歐盟的進程停滯不前,而土耳其的民主也遭到削弱

助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同樣反映上述三個因素。許多俄羅斯政治和國安精英認為,俄羅斯自柏林牆倒塌以來便一直受到西方羞辱。俄羅斯融入全球經濟給俄國民眾帶來的益處相當有限,卻為一幫擁有政治裙帶關係、不擇手段且通常犯下各種罪行的寡頭造就難以想像的財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主掌著一個龐大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利益交換體系,同時巧妙地培養、利用民族主義情緒。

俄羅斯民族主義對烏克蘭而言是個壞消息,因為這能保護普丁政權。不管有沒有西方制裁,普丁都不太可能被推翻,因為有一幫擁有共同利益和民族主義情緒的親信在保護他,孤立俄羅斯甚至可能會進一步強化普丁的權力。只要俄烏戰爭不會削弱普丁的政權,戰爭就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不管這對俄羅斯經濟會造成多大損害。

西方要戒慎獨裁政權「反滲透」

這個時代民族主義重新抬頭,帶給我們一些教訓,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組織經濟全球化進程。開放的貿易無疑能為發展中國家和先進經濟體帶來好處,但貿易雖為西方消費者提供較便宜的商品,卻也使不平等現象迅速加劇,並讓俄羅斯寡頭和中國共產黨徒發大財。真正的受益者一直都是資本家,而非勞工。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其他替代方案。首先,貿易安排決不能再交給那些在新興市場人為壓低工資、實施過低勞動標準而獲利的跨國企業決定,我們也不能將貿易關係建立在廉價且有補貼的化石燃料所帶來的成本優勢上。

此外,西方需要體認自己其實不一定能影響其貿易夥伴的政治走向,並建立新的保護措施,以確保那些腐敗獨裁政權不會反過來影響西方自身政治環境而且最重要的是,西方領導人應該承認如果他們能為本國在殖民時代和冷戰期間的不當行為承擔責任,那麼他們處理國際事務起來就更有可信度。

承認西方對他國政治影響有限並不代表縱容侵犯人權行為,不過這確實表示西方政府應該採取新方法,例如降低官方參與,多靠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等非NGO去採取公民社會行動。擊敗民族專制主義並無靈丹妙藥,卻不乏更好的對抗手段。

© Project Syndicate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