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戰後政壇巨人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在2022年7月8日早上於奈良街頭演講時遭到刺殺身亡，這件事在全世界引起震撼，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東亞掀起層層議論。目前日本國內為了是否要為安倍舉行國葬爭論不休，不過不容否認，不管你喜不喜歡安倍，都無損於他對於印太戰略的重要貢獻。
安倍是世界級重要人物，也是今日全球局勢、印太戰略的重要推手，他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深植台灣人心，這裡，我們試著從重建他的思考模式，一窺「安倍晉三大戰略」的形成過程。
安倍在2006年準備繼小泉之後領導自民黨與日本時，示意他在上台以後會加強與亞洲海洋民主國的新聯盟。
在他的新作《走上美麗的民族》中，他建議將非正式的日美澳印「四方」特遣隊伍提升，成為一種正式領導人峰會。在安倍眼中，印度特別重要。在安倍主政期間，印度與日本展開龐大的《德里─孟買工業走廊計劃》（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Project），印度也因此躍升為「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首號受惠國。
日本在2006年第一次參與印度的年度「馬拉巴」（Malabar）海軍演習（最後在2015年成為這項軍演的永久成員國）。安倍現在經常在談到亞洲時將印度掛在嘴邊。2007年8月，他在德里的一次演說中強調：「現在，隨著印度洋與太平洋兩洋合流，新的『更廣大亞洲』逐漸成形，我覺得位於這兩大洋兩邊的民主國，必須在每一個可能層面上深化其人民之間的友誼…更何況，這不僅是為印、日兩國，也是為這個新的『更廣大亞洲』的一種投資。」
與澳洲的關係也迅速進展。2007年3月，澳洲總理約翰．霍華（John Howard）與安倍發表《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這是日本自二戰結束以來，與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訂定的第一個雙邊安全協議（這項宣言是一項探討防衛合作的全盤工作計劃，而不是帶有類似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那種明確安全保證的條約）。翌年10月，外相麻生太郎與印度簽下一紙類似協議。
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
在提出四方對話建議，加強與印度、與澳洲關係的同時，日本外務省還以普世價值、經濟聯繫、與海上安全等同樣原則為基礎，提出一套廣泛概念以引導日本的亞洲戰略。2006年11月，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說，提出一種從俄屬遠東、沿中國周邊延伸到歐洲的外交夥伴關係與後勤聯繫概念──就是他的「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
許多人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明顯是一項以限制中國影響力為目標的零和戰略，因為這項構想令人想起尼古拉斯．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討論地緣政治的「邊緣地帶論」（Rimland Theory，是美國早期圍堵戰略的濫觴）。此外，由於納入俄羅斯、緬甸等一些比較不民主的政府，「自由與繁榮」因成員參差不齊而多少有些複雜。儘管有這些瑕疵，「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日本為攏絡「四方安全對話」以外各式各樣國家──可能落入中國勢力範圍、但不準備、或無法加入安倍的大國集團構想的國家──的初次嘗試。
因澳洲、日本、與美國處於領導層更迭而暫停
但事實證明，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都很短命。四國外交部官僚開了一次四方安全對話初步會議，目的在暫緩啟動對話。
四國首都的國家安全會議或首相府、總理府官員雖說比較熱心，但澳洲、日本、與美國當時都處於領導層更迭、走向中間或中間偏左路線的邊緣，特別也因為伊拉克戰爭越來越失去民意支持，施展「新保守主義」戰略的空間變得更加狹窄。
福田康夫在2007年9月出任首相後，重倡他父親那套對亞洲「心連心」的做法，將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悄悄擱在一邊。
工黨黨魁與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領導的新澳洲政府在2007年上台後，以更刻意的方式公開宣布四方安全對話走入歷史──讓東京震驚不已，因為即使撇開安倍提出的原始高峰會構想不計，較軟性的海洋國結盟版本當時仍享有相當支持。日本與亞洲還沒有做好決定性外在均勢、或重劃亞洲地圖的準備。但亞洲會改變，安倍也會。
安倍在2012年重掌政權後，啟動「安全鑽石」方案
安倍在2012年12月重掌政權以後重提舊事，找出外務省有關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原始方案，作為首相辦公室工作重點。立即表態支持安倍此舉的麻生太郎成為副首相兼財務大臣。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負責協調自由與繁榮之弧、已經退休的谷內正太郎重出江湖，擔任安倍的國家安全顧問，主持新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兼原信克出任副顧問。麻生原先在外務省的演講撰稿人、記者谷口智彥，成為安倍的外交政策演講撰稿人。
2012年12月發表的一篇強調「安全鑽石」的安倍署名文章，是這個智囊團的第一個產品。所謂「安全鑽石」，是以對「保護從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區」，以及對「民主、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共同承諾，將澳洲、印度、日本、與夏威夷結合在一起。由於還無法確定歐巴馬政府或坎培拉的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政府對四方安全對話的態度，這一次，為了避免重蹈2006年發起這項對話時所犯錯誤的覆轍，安倍提出的是一項概念，而不是迫使有關國家政府選邊站的具體外交建議。
「安全鑽石」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
同時，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的重心，以及北京在安倍上台之初意圖孤立安倍的攻勢指向都已轉到東南亞。安倍遵行他的「安全鑽石」概念，在上任第一年間遍訪東南亞國家協會每一個會員國。安倍這一招果然有效，中國將他在亞洲孤立的圖謀因此未能得逞。
不過日本政府除了早先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以及剛重建的四方對話概念以外，仍然欠缺一項能以更一貫、更引人的辦法覆蓋整個區域的架構。自由與繁榮之弧以歐亞邊緣地帶周邊為界，造了一張史派克曼式、以前沿海岸圍堵中國的藍圖，安倍另有見地。他決定根據讓四方對話中的四國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地緣特性，圍繞東南亞──太平洋與印度洋──建立一張溫和的保護毯。
印度洋的戰略核心地位
在2013年1月發表於雅加達（Jakarta），以及同年2月在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說中，安倍都重提他於2007年在印度演說時首次提出的這項兩洋概念。2013年3月，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為外務省完成一項研究，說明如何將這項兩洋概念轉化為實際可行的外交、國防、與經濟發展政策。國際事務研究所在這項研究報告中說，羅瑞．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安德魯．謝爾（Andrew Shearer）、與拉賈莫漢（C. Rajamohan）等澳洲、美國、與印度學者早在幾年前已經開始強調印度洋的戰略核心地位。
報告中指出，這項印度─太平洋概念能讓日本與關鍵性盟友與夥伴結合，以防兩洋交會處出現可以為中國所趁的「真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14年對亞洲戰略菁英進行的一項民調，進一步證明了這項地緣建構的戰略邏輯。這項民調顯示，海洋民主國普遍接受「印太」一詞，反之中國的外交政策知識分子顯然對這個名詞充滿鄙夷。
安倍正式宣布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2016年8月，安倍利用「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非洲領導人峰會召開之便，正式宣布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雖說選在非洲領導人峰會宣布一項因應中國問題的基本戰略有些不尋常，但安倍自有一套說詞：他的這項概念結合印度與太平兩洋，而這兩洋正是結合日本與非洲的橋樑。不過他的這篇演說在華府或東亞沒有引起注意。
2017年6月發表的「2017年開發合作白皮書」又一次提出這項戰略，強調日本要用它作為日後經濟援助的指導架構。那年秋天，日本副外相鈴木浩向他在川普政府的工作夥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現在大家稱它為FOIP），或許這是FOIP真正開始影響深遠的轉捩點。
當時新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即將往訪印度、展開他的第一次亞洲之行，國務院政策規劃局（Policy Planning Office）忙著為蒂勒森準備一份有系統、條理分明的亞洲政策聲明，於是將鈴木浩交來的這整套概念、連同名稱，一併提交蒂勒森。FOIP與美國新出爐的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國家安全戰略架構切合，國務院印度司也知道這項戰略能在德里引起共鳴。
10月18日，蒂勒森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宣稱，「印度、太平洋地區…繼續保持自由與開放，至關重要」。同年11月，川普與安倍在東京宣示，願與地區內任何共享自由開放的印太理念的國家合作，並保證將在三個基礎上共事：提升基本價值、追求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定。
儘管川普本人之後沒有再提到這類字眼，他的國家安全團隊已經與這項日本人研發的戰略完全接軌，並於翌年11月發表屬於他們自己的一項詳盡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進度報告。對於過去總是被動響應美國政策主動的日本外務省來說，這是一次堪稱史無先例的角色互換。
東南亞國協、英法荷各自宣布印太戰略
FOIP繼續不斷演進。一開始，由於FOIP是一項不以「東南亞國協中心性」（深植東南亞國協諸國首都的區域多邊主義）為基礎的戰略，東南亞國協領導人對FOIP表示猶疑，於是東京開始談到自由開放的印太「遠景」而不是「戰略」，使它更具包容性，更有彈性。
之後，東南亞國協於2019年6月提出屬於它本身的「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在這項展望中，東南亞國協重申它對東南亞國協中心性與內部聯繫的強調，重申在共識基礎上採取包容中國的做法。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並不是對FOIP的一種認可，但與中國所提的新「一帶一路」倡議或與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相形之下，它顯然更加接近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遠景。
以地處印太中央、「全球海洋支點」自居的印尼，是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的重要推手。在歐洲，英國、法國、與荷蘭等海洋國各自宣布了印太戰略，其他國家也隨後跟進。
FOIP提升日本與周邊主要海洋國之間同盟關係
印太區域內的能力構建一直是日本發展FOIP的核心要務。日本在2012年正式為東南亞軍方展開能力構建計劃（大多數是訓練計劃），之後於2014年4月發布內閣令，放鬆所謂「武器外銷三原則」，既開啟了與美國聯合研發武器系統的途徑，也讓日本將自己的武器裝備租、售給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中國在2015年建造人工島，又捍拒《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法庭2016年所作、有利於菲律賓的宣判，使東京加速這項構建計劃。
日本於2017年將五架固定翼TC90巡邏機移交菲律賓，翌年協助菲律賓軍方進行貝爾（Bell）公司UH1「休伊」（Huey）直升機升級，之後還提供更多援助，包括將船艦專用雷達賣給菲律賓等等。菅義偉出任首相後，於2020年10月在河內（Hanoi）簽署協定，增加日本對越南的巡邏艇與其他裝備的外銷。
在北京擴大中國在南中國海「九段線」國界的解釋、引起東南亞抗爭後，日本也為東南亞索賠方提供法律、外交、與技術援助。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20年進行的民調發現，在東南亞各地專業人士心目中，日本是最能協助東南亞因應中美戰略競爭的戰略夥伴──這樣的民調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
FOIP的後續發展與安倍2007年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原始建議並不完全一致，但新版本確實反映日本不斷改進做法、在亞洲各地防堵中國霸權。有效的戰略需要因事制宜的智慧──當事情行不通的時候，要有調整應變的能力──在安倍第二任首相任期期間，他與他的高級顧問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田中明彥在2018年寫道，FOIP現在成為「日本大戰略」，反映了安倍核心圈主流觀點。
不過，當東南亞官員告訴日本政府，東京如果能為這整個地區提出一種「遠見」，而不是延伸一項目的在提升日本安全與繁榮的戰略，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時，東京從善如流，調整了路線。
2019年，田中的東京大學友人北岡伸一解釋說，日本現在要為東南亞地區提供「一種遠見…不是一項戰略」。歸根究底，FOIP是一項提升日本影響力，加強中國周邊主要海洋國之間同盟關係，為日本外交、國防、與援助政策訂定紀律與優先順序的戰略。它的重心在於透過開發與基礎建設，加強亞洲開發中國家，誘使這些國家採用日本採用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第一次真正的四方安全對話會議
在安倍第二任首相任期間，Quad（四方安全對話）也重出江湖，提供外部權力均勢構築，為加強FOIP帶來必要的外部支撐──像是歐洲天主教堂的栱柱，能不改教堂內部優雅設計而支撐教堂建築結構，讓入內崇拜的信徒沉醉其中。
2017年11月，四方對話的四國代表利用一次東南亞國家協會會議之便，在馬尼拉重開工作層級會談，同意四國每兩年集會一次，基於對「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的承諾，提升「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印度─太平洋」。
有關印度與澳洲關係的議題仍然沒有進展──部分因為印度始終疑心陸克文政府反對四方對話，以及陸克文政府不再賣鈾給印度，但也因為德里需要拿澳洲當替罪羊，以證明它對北京採取的謹慎態度。不過在接下來兩年，由於受到中國在印度洋與喜馬拉雅山區擴張軍事據點的刺激，德里也開始改善與坎培拉的關係。
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2020年決定再次邀請澳洲皇家海軍重返馬拉巴演習。之後中國在中、印邊界爭議中用兵，引起印度警戒，四國外長隨即在2020年10月6日聚集東京，召開第一次真正的四方安全對話會議（過去幾次會議都是趁其他多邊會議之便舉行的）。
拜登上任仍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
川普政府軍事色彩濃厚的國家安全團隊，對「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與「四方安全對話」尤為重視，因為它們都與美國傳統海洋戰略的基本概念若合符節。1853年率領黑船打開日本鎖國的美國海軍將領培里曾經預測，美國、英國、與日本的海軍有一天將保衛太平洋，幾十年以後，這個想法獲得美國著名海權思想家馬漢響應。在澳洲與印度成為二十一世紀英國海權在印太地區代表的情況下，安倍複製了美國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兩位亞洲戰略問題思想家的建議。美國與日本的海洋傳統與外在均勢戰略開始匯聚了。
當拜登在2020年總統選戰中擊敗川普時，許多日本的觀察家擔心，在與中國競爭的議題上，美國會重返歐巴馬政府時代比較克制的立場，會對Quad採取批判態度。東京這些「卡珊卓」（Cassandras，古希臘預言家）真是大錯特錯。儘管拜登的政治顧問想改用一種與川普時代不同的架構，但拜登依然繼續不斷提及「自由開放的印太」。
2021年3月，拜登與菅義偉、以及印度與澳洲總理主持第一屆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由於疫情關係，這是一次視訊會議），宣布幾項重要成果，包括為亞洲開發中國家提供十億支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有關稀土的新協調方案。
安倍的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原始建議不僅東山再起，現在還突然間成為亞洲複雜多變的外交競技的中心議題。值得注意的是，由白宮資深同盟問題專家庫爾特．坎貝爾主導的這項拜登政府四方安全對話政策，有不少從日本的區域秩序塑造政策抄襲而來。政策重心不在圍堵、甚至不在反制中國，而在協助亞洲。
安倍的FOIP與Quad取得巨大成功
沒隔多久，在3月18至19日在阿拉斯加舉行的中美雙邊會談中，北京對Quad表示強烈反對，隨即忙著向莫斯科、平壤、與德黑蘭釋出加強合作訊號──但中國這種氣急敗壞的反應，徒然顯示這次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效益非凡，因為來自東南亞的反應是一片熱情掌聲。在見到這種反應後，美國在歐洲與環太平洋地區的盟國開始加入與美國的軍演，開始考慮以若干形式加入Quad。
就外在均勢戰略而言，安倍的FOIP與Quad都取得巨大成功。不過，這項戰略架構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還得依靠作為戰略核心的民主規範的信譽，依靠日本與中國在經濟基礎建設與規則訂定方面競爭的能力，以及能不能建立必要的區域建制，俾能有一天發揮橋樑作用，溝通與中國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