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的三大戰略:改變對中戰略、印太構想、價值外交

書摘

「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更是日美同盟有事」是安倍晉三發表於2021年的宣言,更是安倍大戰略的最佳注解。

安倍晉三不只明確表達美日同盟捍衛台灣安全的立場,更凸顯了維護台海和平不再只是美國的義務,也成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所在。面對中國稱霸的野心,台灣及日本透過安倍大戰略的連結,已經形成新的命運共同體。

為此,《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台灣版,收錄賴怡忠、李世暉、郭育仁、矢板明夫四位學者及媒體人的文章,從台灣角度對安倍大戰略進行在地的回應及反思,以饗讀者。

本文作者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

相信各位看到後來,應該都跟我一樣對這本《安倍晉三大戰略》讚服不已。作者並不只是談論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交戰略的內容與功過,而是從日本戰略思潮的歷史辯證過程,以及在這些時間日本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以四度時空方式建構出安倍晉三的日本外交戰略的特色與內外影響,其在日本外交的發展歷程上扮演了什麼角色,又給了後世什麼樣的戰略遺產,並讓日本取得什麼樣的國際位置。

作者最後總結出安倍是讓日本走出戰後的吉田茂體制,打造出新的日本國益共識,並讓日本重新取得亞洲,甚至是全球戰略領導者的角色。

本書除了讓我們跟著作者重新認識安倍,並對安倍的成就有另一番體認外,也在閱讀過程見識到作者豐富的理論學養,與對外交實踐強大的操作能量,以及對「日本性」的歷史掌握。相信不少人會與我一樣,發現閱讀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的知識探索過程。

安倍改變對中戰略

誠如作者在本書的總結, 安倍晉三讓日本從吉田茂體制走出來,以一個更主動積極的角色提出印太區域秩序的看法,並在美國深陷戰略退縮與內部社會極化之時,一肩扛起了在亞太區域維護開放、自由與民主價值為依歸的區域秩序,甚至更提出印太戰略,領導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在這個區域的戰略議程。

就一個位於日本周邊,且與日本「共享價值」還是最親近鄰居的台灣而言,安倍給日本戰略遺產最有感受的有三點,分別是日本修正其對中戰略、日本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與日本強調以民主價值為判斷基準的外交路線。其對台灣的內部、日台關係、以及台灣所處的區域環境,都具深遠影響。

誠如作者所言,在美國於2017年國安戰略宣示改變過去四十年的對中政策前,日本在安倍於2013年上任後已經開始將其與中關係定位為競爭關係。

印太戰略發想者,澳洲、印度陸續加入

安倍在2013─2017年初這段期間,剛好是歐巴馬第二任期,原國務卿希拉蕊及亞太助理國務卿坎貝爾主導的重返亞洲(pivot toward Asia),在歐巴馬第二任時被修正為再平衡(rebalance),繼任希拉蕊任國務卿的約翰凱瑞,更是主張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就是經濟政策。

歐巴馬第二任期時主要在煩惱伊拉克撤軍與後的伊斯蘭國問題,北韓核武發展更佔據了其亞洲注意力的大部分,唯一在亞太的正向議程就剩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安倍對中採競爭的策略,歐巴馬根本毫無興趣。所幸2013─2014年在澳大利亞與印度的選舉結果,讓與安倍想法相近的意識形態盟友出面執政,安倍也找到願意傾聽其戰略構想的對象。因此當安倍再度將其五年前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主張提出時,是澳大利亞與印度先於美國在支持安倍構想。這也是印太戰略的起始點是在亞洲,不是在美國出現的原因。

積極說服川普接受印太戰略

安倍利用機會在川普剛選上時積極遊說川普及其團隊,讓美國接受安倍的印太戰略。但與其說美國接受這個印太戰略是安倍的個人魅力,還不如說在安倍前往紐約試圖推銷其構想時,包括澳大利亞與印度早已相當程度接受了安倍的印太主張,當美國在印太的幾個主要盟友對於區域戰略的口徑一致時,會更容易使美國接受這樣的想法。

這是為何澳大利亞學者羅瑞.梅德卡夫那本描述印太戰略發展過程的「印太競逐」一書中,是用日本安倍首相與印度總理莫迪的火車會,而不是美國國安戰略的出場,作為印太戰略在此區域成為共識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為面對中國而提出的印太戰略,之後演變為建構區域秩序的倡議,使得印太戰略超越了具針對性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讓這個印太戰略獲得更多區域國家的關注,之後甚至外溢到歐洲,促使歐洲國家及歐盟也思考要建構印太戰略。這個過程也讓歐洲國家對亞太區域的關注視角不再被中國支配。使得包括台灣在內等過去被中國陰影覆蓋而得不到關注的國家,取得被關注空間。

安倍將日本對中政策態度轉變為要積極與中國競爭,而為了有效與中國競爭,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日美同盟基礎上,日美同盟因此被賦予極為不同的角色。在吉田茂教條下,日美同盟是日本的安全保障之所在,但日本的亞洲政策還是盡量獨立於對美關係,以此做為日本發揮自我意識與建立區域定位的場域。在冷戰到後冷戰初期的日本外交辯論,之所以常出現日中關係與日美同盟相對權重的爭論,與這樣的心理因素有關。

採美日同盟,讓台海議題出現存在感

透過高舉日中關係來彰顯日本在美日同盟之外依然具有獨立外交作為,是在這段間在聲稱日本存在自主路線,不完全倚賴於美國的重要例證。

但安倍的做法則是在過去被視為戰略少數派的海洋戰略現實主義之上(依循高阪正堯、岡崎久彥等的傳統),明確的採取美日同盟為主軸,並以之衡量對中政策的戰略操作,不同於將日美中視為等距或不等距三邊關係的傳統視角。安倍將對中政策做為日美同盟之下的派生策略,並把日美中關係以美日同盟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處理,不是日美中三邊關係。

安倍讓日本與美國站在明確一方以面對中國的結果,使得日本在台海議題出現存在感。在台海議題上,日本身影隱然出現在美國之後,而過去的美中台三邊關係,也逐漸滑向美日同盟─中─台的關係,將過去美中台、日中台兩個不同的三角關係整合在一起。

證諸2018以來美國把對中競爭成為王道之外交策略的發展過程,我們看到安倍不僅先讓美國接受安倍版的印太戰略,也透過日本對美日同盟的影響,促使美國積極擁抱對中戰略競爭的選項,之後更透過美日緊密的合作,影響到2018之後的台海戰略方程式,開啟了2021後的台海安全國際化議程。

安倍讓民主國家展開價值結盟的構想被接受

安倍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讓民主國家展開價值結盟的構想被接受。冷戰結束進入全球化時代,認為歷史已經終結於民主的勝利之下,當時的樂觀氣氛使使得進行民主結盟不被認為是必要之舉,因為大家都需要朝向民主。當時也出現民主和平論,唯一擔心對戰爭的質疑,反而是威權體制向民主轉型時,這種國家最有可能會與其他國家出現戰爭。

小布希總統剛上任時曾意圖發展民主合作而建構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但當時也主要是以推廣民主與鞏固新興民主為要。開始有意識地認識到威權體系在全球範圍內對民主發動進攻,因此需要對其反擊,並以民主作為經營管理國際事務的重要價值判準,是安倍先於其他領導者提出的遠見。

對台灣而言,民主價值外交凸顯了認知到對威權體系對民主體制的嚴重威脅,也讓過去被國際親中勢力刻意汙名化為民粹的內部政治改革主張,在論述與認知上有翻轉空間。

舉例來說,台灣認同在冷戰結束後因其會挑戰一個中國,在擔心台海和平會因中國對此的過激反應而被破壞,但又無法約束中國之下,華府安全專家們日益將「台灣認同」視為破壞台海現狀的變數,對於跟隨台灣認同而出現對體制改革與憲法修正的合理訴求,也被當成是依附民粹的魯莽、不負責任作為。

因為民主價值的重視與須正視防範威權獨裁對民主體制的攻擊,之後反而發現強固的台灣認同是凝聚社會團結以鞏固民主體制的重要關鍵,開始不再把台灣認同視為洪水猛獸。台海議題之討論會引出這個轉變的主要因素,與安倍戮力強調並讓世界開始重視民主價值的對外作用,是有關的。

安倍時代,高度關注但無戰略的日台關係

這本書著墨於安倍啟動的日本外交戰略轉型,但卻無隻字片語提到安倍時代的日台關係發展,特別是安倍可說是在日台沒有正式關係以來最親台的首相,本身也多次利用機會為台灣加油打氣,以各種方式強調日台的友好與互助。

葛林過去在任職美國安會亞洲資深主任時,曾多次來台與當時的民進黨政府溝通交往,對於當時民進黨政府下的台日關係變化應該不陌生,因此當這本描述安倍對日本外交戰略影響的著作中,日台關係被鮮少觸及,或即便被觸及也是頻率甚低,對台灣讀來說,似乎是有些許遺憾的。

雖然這很可能是作者本身的關注重點及篇幅受限,因此無法對安倍個人關注的台日關係有進一步申論。但觀看安倍第二任期的日台關係,真正有意義的發展還真的是比較少,對於安倍以及台灣這邊,相信都會認為這是未達期待「underachieved」的。大家都認為安倍時代的日台關係不應該只是這樣,但因種種因素而出現今天相對「平凡」的結果。

但是這種「平凡」,除了過去六年來台日各自在政治議程上的紛擾,導致發展始終無法對焦外,過去這二十年的台日關係,也是個在新局勢下被迫須正視台灣與日本對彼此的戰略地位的關係,因彼此在冷戰乃至到後冷戰初期的相互漠視,使得這個過程呈現出一個與時間賽跑以進行歷史補課的狀態,這也讓台日關係的戰略建構過程,相當缺乏歷史的面向,沒關注到台灣與日本在歷史上對彼此的影響。

因為植基於歷史經驗所形成的戰略認知,才會有可長可久的發展基礎,也會形成社會與民族記憶的一部分。偏偏這是談論台日關係時最缺乏的部分,因此日本會關注日台關係,但卻說不出對台戰略應該是什麼;對台灣而言,這也導致對日戰略與內部不同族群對日本的感性認識始終糾纏不清,導致因缺乏共識無法討論就對日戰略進行有意義討論。

日台關係是台日彼此「脫二戰後」建構自我認同的關鍵密碼

與日韓關係做比較,就可以明顯看到問題是什麼。舉例來說,韓半島是日本與亞洲大陸交往的起點,也是亞洲大陸勢力如要進攻日本時,幾乎會採取的路線,因此東京的對韓戰略,就無可避免的與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相聯繫。也會出現韓半島是一支插進日本的匕首的這種歷史認識。

另一方面,在沖繩廢藩置縣後,台灣成為日本直接的海洋鄰居,大清帝國更是透過讓日本取得台灣誘使其將注意力放在海洋,以延遲日本勢力對亞洲大陸/滿洲的興趣。當1898美國取得菲律賓後,日美自此沿著巴士海峽出現分立,為之後雙方在二戰的兵戎相見種下遠因。二戰前日本向東南亞發展的南進政策,也是圍繞在以台灣為前進基地的操作上。

在那個時候,日本面向亞洲的海洋政策門戶就是台灣。但與韓國被視為日本對亞洲的大陸政策之起點的共識相比較,台灣作為日本亞洲海洋政策起點之歷史,反而很少在日本的對台討論上看到。現在的重視更多是來自擔憂中國掌握台灣。

台灣在二戰後迎來另一個殖民政權,台灣對日本的歷史記憶,隨著國民政府在台灣殖民體制的確立後,也跟著被國府的對日戰爭經驗抹除並取代。

1972年日中建交後蔣介石更開始施行與日本文化的脫鉤政策,此舉讓今天的四年級到六年級生在成長過程中,相當缺乏對日本的基礎認知。而在九〇年代台灣向民主轉型後,復因台灣不同族群對日本存在相互衝突的歷史記憶,使得對日態度被賦予高度政治化的色彩,讓對日研究更容易受到干擾,對日政策也出現高度的內政化。

台灣在戰後因外來政權意圖抹消日本與台灣的歷史連結。日本則因戰後拋棄台灣,加上日中建交後所出現新的政治正確,讓日本也開始避談台灣議題。雖說前殖民主在拋棄對該地的領有後,想要關心這個區域自然很困難,但與同樣是戰前被日本殖民統治,戰後建立獨立國家的韓國來說,日本就沒有避談韓國。

日本真正走出「二戰後」,就一定要認真討論台灣

台韓同樣在二戰前是日本一部分,在二戰後也有顯著數量的移民定居日本,但是韓半島問題、以及在日韓國人VS在日朝鮮人的議題等,在日本社會是朗朗上口。相對的,在日台灣人卻是個隱形的存在,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灣生)在日本社會多是不被關注的邊緣群體,而戰前服役的台籍日本兵,不僅在台灣是不方便的政治存在(向天皇效忠的不抗日台灣人),在日本也是個被忽視的群體。

二戰後日本對台灣的無視,更因此開始導致遺忘,使得不少年輕一代日本人不知道台灣在二戰結束前曾是日本一部分的事實。對台韓態度在戰後的日本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記得一位非常有名氣的日本教授是這麼私下對筆者解釋的。

日本1910年併吞韓國以及之後的軍國主義發展,基本上是在明治時代後發生(日本在1911年進入大正時代),面對韓國的批評與問題,日本可以迅速歸因於這是日本在明治後走錯方向所致,不會涉及對明治維新的否定,也讓日本在戰後還可保留一絲尋求建立自尊的歷史素材。

但台灣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的首要獎賞。1894年日清戰爭證明了日本維新方向的正確,在1905年日俄戰爭更向世界證明亞洲人有能力擊敗當時橫行亞洲的歐洲列強。期間1903年日英同盟也顯示日本取得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國際認可,側面驗證了明治維新路線帶來日本的獨立自尊。因此當戰後日本正式拋棄台灣後,如果再回過頭來討論台灣議題,勢必會牽涉到明治功過的討論,這對戰後日本來說是「很危險的」。

我當時被這個解釋震撼久久不已。但也意會到日本如要真正走出「二戰後」,就一定要認真討論台灣。因為對台灣議題的歷史反思,不僅會一併審視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也會看到日本崛起的精神過程之光與影。

台灣如要提出「對日戰略」也一樣無法忽視1945年以前的歷史

安倍對日本外交戰略典範進行改造的動機,是意圖重構日本戰後的自我身分與國際認同。因此一個脫吉田茂路線的戰略,就是一個日本走出「二戰後」精神運動在外交領域的表現。但正因為缺乏對台戰略的主張(因持續在關注中國對區域安保威脅的觀念下操作,而不是討論台灣對日本的意義與雙方的歷史連帶),也使得安倍對日本外交的「脫二戰化」戰略改造,無以畢全功。

看完本書細數安倍對日本的外交戰略改造後,當思考台灣的外交戰略與對日戰略改造的必要功課時,也會發現台灣如要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對日戰略,同樣無法忽視1945年前的歷史,光憑1949年之後的台日互動經驗,與這段期間發展的民主價值為基礎,是遠遠不夠的。

從這個角度看,安倍對日本外交戰略改造中出現的台日關係缺位,反映出台灣與日本對彼此的區域定位與自我身分認同的重要性,甚至是彼此在精神上如何「脫二戰化」、「脫中國內戰化」的關鍵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