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中庸不再是票房保證 民主黨、共和黨上演向左走、向右走

美國政治

本文作者為: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其2020年最新著作為《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儘管政治不存在鐵則,美國卻有兩種相當接近的傾向:不利執政黨的期中波動(所謂的「期中憂鬱」),以及通膨和失業會對選舉造成負面影響(所謂「政治景氣循環」)。因此,就算在2022年11月期中選舉大敗,過去一年來民調不斷下降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及民主黨也不該感到驚訝

溫和的「中間選民理論」不再發揮作用

其他長久以來獲得認可的「政治真理」已遭棄置。二戰結束後數十年,人們普遍認為,多數制(majoritarian system)下的兩黨競爭具有調節功能。根據知名的「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em,如果一個政黨偏離中間路線太遠,它就會在選舉中付出代價;該理論首由經濟學家布萊克(Duncan Black)提出,之後又經政治學家唐斯(Anthony Downs)發揚光大。

以聯邦最低薪資為例,美國選民對它應設定在多少抱持各種不同看法。有些右派人士認為根本不該設定聯邦最低薪資 ,而某些左派人士則認為,最低時薪至少定在每小時18美元(約新台幣540元)才算恰當。現在我們假設,美國選民分布的「中位數」傾向將最低薪資定於每小時12美元(大半選民贊成的最低薪資多落在這個數字上下)。

最低薪資成為焦點的選舉中,如果共和黨聽從最激進成員的意見,承諾廢除最低薪資,民主黨就能藉由提出相關政見,像是最低薪資每小時13美元,確保自己能輕鬆勝選。之後,共和黨會在下次選舉調整作法,如果有必要,甚至無視最激進成員的想法。而且由於小幅變動(例如把最低薪資變成每小時8美元)不會造成顯著影響,他們將不得不接受中間選民的意見,那就是最低薪資每小時12元。

唐斯對「中間選民理論」的觀察非常有見地,不僅因為他在理論上精確簡潔,並且長期以來有效解釋了美國的選舉制度。大部分議題上兩黨立場十分趨近,甚至達成溫和的「自由共識」儘管有些人批評這是「民主的失敗」,許多人認為這是體制的特點而非漏洞。

共和黨愈來愈右、民主黨愈來愈左

然而,就算是「中間選民理論」的鼎盛時期,它也存在顯而易見的漏洞。溫和的政策需要溫和的候選人,但候選人首先必須贏得黨內最活躍、最忠誠的成員支持,才能贏得初選。因此,儘管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顯然比主流觀點偏右,共和黨仍提名參加1964年總統選舉;1972年民主黨則提名了左傾的參議員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兩人都沒有當選,但他們的候選人資格預示了未來的發展方向。

最近有證據顯示,「中間選民理論」不再對美國政治發揮重大影響。如果該理論依然適用,我們應該會看到,經激烈競爭當選的政治人物在執政後保持溫和立場。然而經濟學家李大衛(David Lee)、莫雷蒂(Enrico Moretti)、巴特勒(Matthew Butler)的研究表明,現在正顯現一些完全不同的現象:僅靠微弱優勢在國會勝出的兩黨議員,仍像其他一般共和及民主黨人一樣投票,並未顯露任何調整立場跡象

「中間選民理論」假設選民會在候選人之間「無縫切換」,僅以政見為唯一考慮因素。然而在現實世界中,選民往往會根據一系列其他因素進行決策。哪位候選人看起來更可信、可靠而且有能力?如果國家發生緊急事故,我希望是誰負責處理?我會想和哪個人一起喝杯啤酒?此外對許多選民而言,「對黨忠誠」已經是根深蒂固的投票因素。

上述種種變數導致問題變得異常複雜。假設共和黨聽取最極端成員的意見,將政見進一步推向右翼,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不損及自身信譽,民主黨確實能藉由向中間靠攏獲得好處。但問題在於,在共和黨內部發揮作用的動態,同樣可能在民主黨內部發生,也就是該黨選民在初選時把政見推向左翼。當共和黨接受極端主義,許多民主黨人也會得出相同結論:他們也可以追求自己偏愛的左派議程,且仍有機會勝選。

中庸不再是王道,重點是「擴大支持基數」

再加上企業資金和社群媒體同溫層(它同時也增強了極端想法)的有毒影響,事情發展會與能自我調節的兩黨競爭截然不同。隨著共和黨進一步右傾,民主黨進一步左傾,今日美國政治的特徵是嚴重兩極化

「中間選民」衰落當然不全是壞事。有時,位於政治光譜中間的選民也會相信一些顯然就不真實的事情(像是涓滴經濟學),或者不再關注弱勢族群疾苦。「中間選民理論」被視為至高無上的理論時,我們對其失靈無能為力;但在它不再適用的世界裡,倡議人士能藉機轉移爭論焦點、提升兩黨長期忽視之問題的能見度──例如藍領工人因廉價進口商品或生產自動化而失去工作、中產階級衰落、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深遠影響等等。

上述近乎鐵律的政治法則會留給我們什麼影響?當兩黨都貼近中間觀點,宏觀經濟表現或微小的政策差異,都可能大幅衝擊期中選舉,但若有政黨像共和黨那樣走向極端,那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如果右傾的最高法院正試圖廢除幾代美國人長久以來一直認為理所當然的某些權利,那就更是如此了。

今日這種程度的極端主義,能為民主黨創造機會,讓他們組織一個更廣泛的聯盟(畢竟法院與美國民眾的分歧正逐漸加深)。然要實現這一目標,民主黨必須在大部份民眾關切的重要民生問題上達成合適的平衡,並制定抗衡共和黨極端主義的議程。這代表民主黨應該避免採取明顯存在分歧的立場(例如刪除警察經費),當中間選民理論不再適用,擴大基數才是(或說尤其是)最好的政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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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