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八田與一傳》作者古川勝三先生於1982年，來台參加在烏山頭水庫舉辦的八田與一追悼會後所寫下的實錄，可以從古川先生的文字記錄，了解當年嘉南地區的農人是如何自發性地參與及緬懷八田與一，而追悼儀式是經由台灣特有的傳統宗教儀式來舉行，以誦經後並焚燒金銀紙的方式來進行。在政治局勢尚未解嚴，社會瀰漫仇日氛圍的當年，嘉南農民們秉持著對八田技師的敬意，不畏統治當局眼光，也沒有經濟援助，追悼會仍不間斷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或許誠如作者古川先生文中所言：「西方人最討厭被說成說謊的人，日本人最怕被指爲不恥，台灣人最不喜歡被認爲不知感恩。」而台灣純樸農民重情義與良善的民族性格，早已凌駕殖民者不停強加灌輸的仇恨與價值觀了。
撰文=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
日本統治時代，徹底實行了日語教育，根據1944年的調查，達72％的普及率。所以，50歲以上的人會日語也許是理所當然的，但經過了38年還記得日語，卻出人意料。
而且，他們日常生活上用台語，戰後，北京話取代日語成爲國語。所以他們能夠十分流利地使用北京話、台語和日語。
北京話和台語兩者差異很大，說北京話的人跟說台語的人無法彼此溝通。相差如此之大，實在無法想像。
我感覺，至少台灣人的語言學習能力比日本人高出幾倍。
一唸完報紙，有人說：「這艘大洋丸一定是八田先生所搭乘的船。如果今天他還活著的話，有96歲了吧！」
接著，不知道是誰提議：「把那張剪報影印給大家好了。」嘉南人就像兒子誇父親般地談起八田技師的故事。
「如果八田先生沒投入這工程，今天這一帶還不能生產稻米吧。他是我們的恩人。」一位土生土長的農夫這麼一說，又有另一個人接著說：「與其說是大恩人，還不如說是神來得恰當，在嘉南，有很多人把他當做神來尊敬。」
聊完之後，我問他們有沒有人見過八田先生。
有一位很早前就住在六甲的老人懷念地說著：「我小時候見過他一次。如今想起，他正是八田先生。他大概是有什麼事情來六甲，走在街上時，聽到有人說：『他就是烏山頭的八田所長。』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那穿著工作服行走的英姿，看在小孩子的眼裏，覺得他是偉大的人。」話題一轉，提起銅像坎坷的命運。「還好買回了銅像，將它放回原來的地方。所幸經過一年多並沒有損壞。也許八田先生會高興又可看到烏山頭水庫吧！」
那話好像是對八田技師本人講的一般。最後的結論是：「嘉南沒有一個人會想盜取或損壞八田先生的銅像，因爲他們敬他如神。」
大家隨聲應和著說是。
他們的言行有著農民特別的眞誠與木訥，跟掩飾虛僞、爲討好而誇大表現的人截然不同。
要不是這樣的話，從八田技師逝世至今四十次的追悼會，怎能一次都沒忘記，既不受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也沒有經濟援助，卻持續不間斷。我感覺得出，他們希望這種精神，不只現在這一代，在嘉南平原生活的代代子孫，日後也能繼續保持下去。
八田透過嘉南大圳，為台灣人帶來什麼？
嘉南大圳雖給農民帶來了很多恩患，但日本政府和總督府並非優先考慮嘉南農民，爲改善他們的生計開發的。
他是將台灣視爲日本的糧食供應地和日本經濟的安全閥，以增產糧食而開發耕地爲第一，以提高台灣農民生活 水準爲次要的吧！
事實上，嘉南大圳完成後，也受到當時部分台灣人的責難。「嘉南大圳只對糖廠有利，並沒給台灣的農民帶來好處。」戰後，史明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也有所批判：「嘉南大圳是爲南台灣增產甘蔗爲目的的糖業服務設施，這個當時世界有名的灌溉水利施設，除開工時徵收台灣人的土地外，總督府以強權徵收組合費。」
事實上，嘉南所產的米被用爲日本農業經營的安全閥，甘蔗則給了製糖公司莫大的利益。當時日本政府視台灣爲殖民地，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嘉南平原生產農作物 所得的2000萬円增收帶給嘉南農民不少利益，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也是不爭的事實。
眞正了解嘉南大圳的價値，是在此流汗生活，默默看著「八田與一爲人」的嘉南人。因此，日本統治時代的神社、紀念碑，甚至連銅像都被破壞。正當台灣肅清日本色彩之時，只有八田技師的銅像受到守護，並建立墳墓，甚至爲他舉行追悼會。
嘉南大圳所帶來的恩澤，從1930年完成以來迄今仍延續著，以後也可能因此栽培出豐富的農作物，支持台灣的農業。日本統治結束後，經過四十餘年，參與建設嘉南大圳的人或當時的農民都已經亡故。雖然由新世代的人繼承，八田技師的銅像及墳墓仍被守護著，追悼會也繼續舉行。我想，這不但是嘉南大圳所帶來的大恩澤，也是八田與一的人格，以及外代樹夫人臨終時讓人流淚感動的事蹟之故，都是不容忽視的。
嘉南人的心情
幾次赴烏山頭後，我覺得不只這些因素，應該還有「更特別的某些原因」存在。
所謂「更特別的某些原因」，可能是受過嘉南大圳之恩的這些人所特有的民族性，和嘉南風土所產生的樸素的溫暖的心。
「西方人最討厭被說成說謊的人，日本人最怕被指爲不恥，台灣人最不喜歡被認爲不知感恩。」
因此，在台灣被指爲「不知感恩者」，即是「你不是人」的意思。一旦認爲是「恩人」，則終生如此。是否就是這樣的民族性，才有「不尊重八田技師的人，不是嘉南人」的斷言？
生在台灣、在台灣度過青春歲月的晃夫先生也說：「我們是在台灣出生的。當時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被稱爲「灣生」，同班的大部分都是「灣生」。因此，我們「灣生」幾乎都是在不知道父母親故鄉的情境下長大的。因此，現在我們也認定台灣是故鄉。台北一中(譯注：建中）、旭(譯注：東門) 小學的同學會每年在東京舉行。在名古屋也舉行台北一中和台北高女（譯注：北一，二，三，四女中）合辦的同學會，大家都把台灣視爲故鄉，永存心中。
現在台灣的國際定位變得模糊，和日本也沒有邦交。這對我們來說，實在是一件感傷的事。但我們對台灣的感情永遠也不變。我認爲，目前還信仰儒教的只有台灣而已。我在台灣有深交的本島(譯注：台灣) 人，他們個個有禮貌、有情義、知恩義，讓我眞實地感受到漢民族人性的偉大。」
對台灣人的民族性，我從體驗中習得，而且十分讚賞。此民族性之美德，即使在戦後的苦難、混亂中也不曾失去，一直承傳至今。
至少嘉南人對八田技師的恩情是絕對不會忘。所以，今天我們仍然能到烏山頭悼念八田技師。
我從嘉南人身上學到「做人絕不能忘本」。對嘉南人如此溫暖、眞摯的情愫，我代表日本人衷心地感謝。
追悼會結束了。明年的今天，八田技師又將再度在嘉南人心中復活吧！八田技師與其說是日本人，還不如說是存在嘉南人心中的人。
開發烏山頭經過了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已經不再有當時充滿活力的情景。只能偶爾聽見車子走過的聲音而已。
我懷著歲月飛逝之感，離開了烏山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