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易富賢，中國人口學家、《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作者，現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資深科學家。《大國空巢》為一批評中國生育計畫的著作，2007年在香港出版後被中共列為禁書，直到2013年才解除禁令。
日前中國多個城市罕見爆發民眾上街示威表達政治異議，儘管他們主要是在抗議當局的清零政策，卻也讓外界不禁揣測這是否會帶起一波民主運動，甚至是台灣式的政治改革？然而這恐怕不太可能，尤其是中國數十年來嚴格的家庭計劃政策，導致能投入抗爭的年輕人太少。
台灣民主化與「青年人口大爆發」密不可分
當15-29歲青年占總人口28%以上時，一國可說是正在經歷「年輕人口大爆炸」（youth boom），他們是整個社會最具經濟動能、政治熱情，也最有體力的一群人，他們這個年齡層也特別有可能挑戰規範、參與抗議和要求改革。因此當一國的年輕人口遽增，該國或許正走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甚至是邁向民主化。
台灣和南韓就是如此。當年輕人口比例上升──從1966年的25%成長至1980年代初期的31%──經濟成長和民主浪潮隨之興起。1987年台、韓變成民主國家，當時兩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26歲。青年人口驟漲同樣帶來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當時阿拉伯世界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只有20歲。
中國也曾出現類似趨勢。中國青年人口占比從1966年的24%升至1979年的28%，年齡中位數為22歲。漸漲的政治狂熱──雖然不是民主狂熱──為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推波助瀾。青年參與政治同樣推動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並導致一些社會動亂。
為了應對社會動盪，1983-1986年中國政府展開為期3年的「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又稱1983嚴打）。然而，這並未平息中國民眾對民主化愈漸強烈的熱誠。1989年4月──當時青年人口比例到達峰值31%、全國年齡中位數為25歲──示威者在學生領導下佔領北京天安門廣場，數萬人舉起新的政治象徵，即以自由女神為本的「民主女神」，要求保障言論自由、終止言論審查。那年6月，政府訴諸血腥手段才鎮壓下這場運動。
在新疆，社會動盪則比較晚才發生。1989年新疆並未經歷青年人口大爆炸，直到1996年維吾爾年輕人口的比例才超過28%，並在2008年達到最高峰32%。隔年新疆爆發「烏魯木齊七五事件」，起初這只是學生發起和平示威，抗議兩名維吾爾工人被殺，但這起運動迅速演變為暴力衝突。2008年西藏拉薩騷亂同樣與青年人口爆炸性成長有關。
年輕人僅占17%，中國社會對「爭民主」興致缺缺
今日中國年輕人再次站上抗議前線，然而他們人數已不如以往。2021年15-29歲中國青年人口占比僅17%，而年齡中位數為42歲。這個比例未來只會繼續縮水，2040年或許將降至13%，而年齡中位數預期將升至52歲。
當一國的年齡中位數超過40歲、年輕人口占比低於20%，政治轉型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2019年香港為捍衛該地民主而掀起的反送中運動以失敗告終，一部份原因在於，當人口的年齡中位數超過44歲，香港形同進入「政治更年期」──當時香港的15-29歲年輕人僅佔16%。
當然，當局鎮壓在粉碎各種運動上同樣扮演要角，而中國統治者對打壓、審查和抑制社會騷動可從來不會猶豫。然而青年人口萎縮，才是使社會缺乏「爭取民主」這種意志的最終原因。中國政府應該擔心的不是對其政權安危的威脅，而是社會僵化，因為該國將沒有足夠的青年人口去支持1978年那種良善改革。
中國「一胎化世代」多為所謂「小粉紅」，他們傾向支持政府，而不是追求社會和政治改革。他們的父母同樣並未準備領導一場革命，這不僅是由於年長者本就傾向維持現狀，也是因為退休後只有一名子女能照顧他們之下，他們知道自己勢必得仰賴政府提供社會安全、健康照護和其他種種服務。
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家戶平均人數從1982年4.4人降至2000年3.4人、2020年2.6人，家庭需求因此減少，相反地，政府權力愈來愈大。1983年中國家戶可支配所得佔GDP的62%，2021年則減至44%（全球平均為63%）。儘管40年來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卻並未養出一個基數夠大的中產階級。一個支離破碎、經濟緊繃的社會或許會激起示威抗議，但它們無法維持動能，規模也不足以挑戰一個握有大權的政權，更別說是帶來民主改革。再加上高齡化導致經濟成長放緩，中國或許永遠無法逃離「中等收入陷阱」，或達成政治轉型。
中國製造一切，卻缺乏這個最重要的產品...
如果「家戶可支配收入」達到GDP的6-7成，中國或許就不得不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進行改革和典範轉移，並改變其外交和國防政策。這會讓中國政治制度更趨近西方，從而改善美中關係。
然而，中國政治制度雖有缺陷，卻並未面臨立即性危險──儘管繼續採用這樣的治理模式，終將招致人口和經濟崩潰。西藏的人口在8世紀開始衰退之後，其政治體制仍維持超過千年。因此，中國政府應該擁有足夠的政治安全感，回到比較良善的儒家系統，致力恢復人口永續和社經活力──雖然目前看不出北京有這麼做的跡象。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許多人期待經濟開放終會推動民主化，然而中國一方面成為世界工廠，一方面加強審查和鎮壓力道。中國致力為本國和全世界製造各種產品，卻偏偏沒有產出能確保該國未來、推動民主改革的中國人民。
註：本文是由《信傳媒》洪培英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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