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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楠筠，中國學者，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凱洛格管理學院教授，她也是該校「中國實驗室」及「中國經濟實驗室」的創始主任。
去（2022）年12月中國結束清零政策，為近三年的各種防疫限制措施畫上一個動盪的句號。此舉如此突然，幾乎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整個過程本能更為循序漸進，從大規模強制封鎖逐漸轉變為自願隔離、保持社交距離等更有彈性的政策，政府卻把謹慎行事拋到九霄雲外。
結果就是，今日中國面臨新冠肺炎肆虐以來全球最嚴重的疫情大爆發之一，短短幾週內有數億人感染，許多專家預估死亡人數將超過一百萬人。中國社群媒體充斥令人心痛的死亡影像以及醫院不堪負荷的照片。儘管確切感染和死亡數字尚不明確，大環境狀況是不可否認的：中國人民正在掙扎求生。
這讓人想到其他許多國家在疫情剛爆發前幾週所經歷的狀況，然而與大部分先進經濟體不同，中國社會及經濟結構的一些特徵導致一般家庭特別難以應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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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成疫情爆彈
例如，降低高風險族群的感染率需要民眾進行自我隔離，這就是為何先進經濟體許多年長者自願減少與孫兒等晚輩互動往來，但是中國的老年人要自我隔離沒有那麼容易，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孫子的主要照顧者。
2013年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報告，上海市有9成幼童至少由一名祖父母照顧，其他城市的比例較低，但仍遠高於美國。中國祖父母們超過5成都有在照顧孫子，相形之下美國僅3.8%祖父母有這麼做。
這種差異一部分應歸因於傳統，許多中國老年人與其成年子女一起生活，同時中國養老院數量仍然稀少。同時，經濟狀況也發揮重要作用，由於996工作制（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週工作6天）和競爭激烈的教育體系，住在城市的父母愈來愈需要祖父母輩協助他們養育子女。
此外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隔代教養家庭（指由祖父母和孫子女組成的家庭）增加了兩倍。由於數億中國勞工無法攜家帶眷赴大城市工作，約有6000萬名兒童留在農村地區和祖父母跟其他親戚一起生活。
許多城市父母同樣無法親自照顧孩子，他們的兒女往往和在市中心擁有房產的祖父母同住，因為那裡有最好的學校和其他基礎建設。現在住在城市黃金地段的老人，通常是90年代中期國有─私有住房制度改革前，因工作單位分配而獲得該地房產。隨著城市房價飆升，這些受益者的成年子女被迫遷往房價比較低廉的郊區。在全球房價第三高的上海，該市45%幼兒的唯一照顧者是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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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每10萬人只有4張ICU病床
中國人感染新冠肺炎甚至發展為重症時，會尋求緊急醫療照護作為最後手段，但他們獲得有效醫療的機會遠低於高收入國家。截至2021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萬2556美元，還不到美國7萬248美元的五分之一，這樣巨大的收入差距反映在公衛醫療的供應上面，包括一些平常不容易察覺的地方。
舉例而言，儘管中國和美國的醫院床位和人均醫生數量相當，這些指標卻掩飾了中國醫療品質較差的情形。大部分中國醫院的病房是由多名病患共用，傳染病爆發之下這顯然會造成問題。更糟的是，2022年中國平均每10萬人只有4張重症監護病床，美國則是超過30張。
中國公共資源有限，同樣反映在治療費用高昂上面。在美國，政府以每個療程530美元的價格採購了可供2000萬次療程使用的新冠肺炎口服藥Paxlovid，並免費提供給美國民眾。反觀，中國患者目前得以每個療程426.8美元的市場價格購買Paxlovid，這相當於中國年均可支配收入（5092美元）的8.3%。如果這樣的情形發生在美國，相當於要求每位國民支付4034美元。
春節放假將把病毒擴散至農村地區
這些問題在未來幾個月恐怕會變得更加棘手，因為農民工可能在回家過農曆新年（1月22日）時將病毒進一步傳播至農村地區。中國農村地區大約有5億人口，有更多家庭是「多代同堂」且普遍較為貧窮，當地醫院的床位數量只有城市的一半，加護病房更是稀少。因此，許多人擔憂中國農村正在邁向「新冠肺炎的黑暗寒冬」。
2020年農曆年期間新冠肺炎在中國爆發。3年過後，如今中國人民終於首次看到隧道盡頭露出一絲曙光，但這最後一公里將非常艱苦，民眾必須在關鍵防疫工具相當有限的情況下盡可能保護自己。雖然中國致力恢復常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未來幾天和幾週將極其艱難且充滿悲傷。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