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07到2014年間，日本每8天就有一起照顧殺人案件；根據《無人知曉的房間：長期照護下，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一書採訪小組調查，兩成照顧者「曾有過殺害家人、共同自殺的想法」，七成照顧者「因長期照護而身心俱疲」。在台灣，則是十年間發生了近百件的照顧殺人慘案，其中許多加害者選擇在殺人後自殺。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深度採訪多起照顧殺人案件中的相關人士，傾聽「加害者」的沉痛悲鳴，揭開家庭照護慘烈的現實困境，探尋預防慘案再度發生的可能。
2015年夏天，我們正在搜尋某男子的行蹤。該男子正是在大約十年前企圖與患有失智症的母親共同自殺，後因承諾殺人被判有罪的山岡龍一（時年54歲，化名）。
龍一於2006年2月1日，在京都市伏見區的河灘上將母親君枝（86歲，化名）殺害，隨後在同一地點自殺未遂。
承諾殺人罪指的是，得到被害者同意後的殺人行為。刑法第202對「承諾殺人罪」及「囑託殺人罪」進行規範，後者指的是受被害者委託的殺人行為。依據刑法，可對上述罪行判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勞役或監禁，相較於最高可判處死刑的故意殺人罪而言，量刑較輕。
由於共同自殺行為並不鮮見，因此刑法第202條常用於對共同自殺中存活下來的一方的判決。然而，由於龍一案件的特殊性，案發後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廣泛關注，人們紛紛為之動容。而這一切都源於對該案件的審判。
據悉，案件審判當時，不僅京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就連起訴被告的檢方都對龍一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法庭對龍一做出緩刑的判決。
《每日新聞》於2006年4月，對該案的初審情況進行報導，「檢方詳細描述了（被告）在全心全意照顧母親的同時，逐漸力不從心，陷入走投無路境遇的過程。」「法官眼眶發紅，哽咽得說不出話，獄警也不禁流下眼淚，整個法庭陷入寂靜。」
案件自發生以來，雖已過去十年有餘，仍然以「讓法官為之落淚」、「整個法庭淚流不止」等新聞標題被人們銘記，並被翻拍成電視劇，改編成漫畫和戲劇，在網路上不斷引發討論。
京都伏見殺害失智症母親的案件，因而成為最為人所熟知的照顧殺人案件。審判紀錄及新聞資料所展現的龍一和君枝的故事，讓所有人動容。
坐在輪椅上的母親無法動手，那麼只有自己了...
拂曉的京都氣溫只有5度，寒冷刺骨。
2006年2月1日早晨6點，坐在輪椅上熟睡著的君枝睜開了眼睛，此時她與龍一正在京都市伏見區桂川河灘上的大樹下。
為與母親共同結束生命，龍一在前一天深夜帶著母親來到此處。但是龍一內心充斥著恐懼，什麼也沒做，就這樣靜坐到了天明。
早晨，龍一望著醒來的君枝說：「我已經活不下去了，就在這裡結束吧。」
君枝喃喃道：「還是，下不了手是嗎……」
隨後用異常堅定的語氣輕聲說道：「龍一，我們一起吧。你也一起吧。」
龍一哭泣著，不住向母親說著：「對不起、對不起。」
君枝耳語道：「到這兒來。」接著輕輕將自己的額頭抵在龍一的額頭上。「你是我的兒子。我很欣慰。」
母親的這句話讓龍一下定決心。坐在輪椅上的君枝無法動手，那麼只有自己了……
龍一走到輪椅後，用毛巾將母親的脖子勒住。君枝的身體不住地抽搐。於是，龍一將菜刀刺入母親脖子的左側。
「真的對不起，對不起……」
龍一將背對著自己、坐在輪椅上的母親緊緊抱住，此時君枝已沒了氣息。隨後，龍一嘗試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並打算用繩子在樹上自縊，然而由於繩子沒有繫緊，並未成功。龍一漸漸喪失了意識。
上午8點左右，路人發現龍一並報警。龍一因此得救。
生活周而復始，讓人喘不過氣來
龍一出生於京都市內繁華的河原地區，是家中獨子，其父是京友禪名匠。京友禪是京都的傳統染色技藝，以華麗的紋樣著稱。
1950至1960年代（昭和30至40年代），使用京友禪技藝染色的高級絲綢製品相當暢銷。龍一的父親收入頗豐，家庭富裕。親戚無不羨慕嫉妒。
「住的房子租金真高啊。龍一爸爸只喝昂貴的酒呢。龍一想要什麼都給他買呀。」
然而，父親只不斷告誡龍一一件事：「不能給別人添麻煩。即使自己生活拮据，也不應向別人借錢。」
為繼承父親衣缽，龍一在高中畢業後就開始給父親當助手。自那之後15年，龍一也成為一名染色技匠，然而此時市場對和服的需求卻開始逐漸減少，1980年代後期，這個行業正式走向衰敗。
為謀生計，龍一也曾做過酒店保全、電器廠工人。父親於1995年因病去世，而當時70多歲的君枝也漸漸發生變化。
君枝有時會邊說「老鼠會出來哦」，邊用掃帚敲打天花板，漸漸地，君枝無法獨自購物了。不久，君枝被診斷為失智症。
母子倆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1998年，龍一被公司裁員，無奈向親戚舉債二、三十萬日圓以維生，並以市場價一半（每月3萬日圓）的價格，租住在親戚所有的伏見區公寓內。
此後，龍一成了京都府八幡市一家廚房工廠的派遣工。而君枝的病情則逐步惡化，時常會在深夜做出異常舉動。有時只要一到半夜，君枝每30分鐘至1小時便會起身，嘴裡嘟囔著「上廁所」，甚至還會獨自外出。
2005年春天，君枝無法正常睡眠的時間增加到每週3、4個晚上。漸漸地，龍一飽受長期睡眠不足之苦。然而無論多疲勞，他還是必須一早就出門工作，晚上下班後，龍一仍要繼續操持家務、照顧母親。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讓人喘不過氣來。
遭應該提供支持的社會援助一再拒絕
同年6月下旬，在龍一工作期間，君枝獨自外出迷路，被員警護送回家。
此時龍一意識到：「如果繼續放任母親獨自在家，會給他人帶來麻煩。」於是同年7月，他向派遣公司提出停職申請。接著他申請了介護保險服務，君枝被認定為「照護三級」，即具有中級照護必要。每週能夠享有5天的日間照顧服務。
原本在派遣公司工作時，龍一的月薪為15萬日圓左右，失去這份收入後，君枝每2個月領取一次的5萬日圓退休金成了母子倆唯一的收入來源。這樣下去的話，照護服務的自付部分也要負擔不起了。
一籌莫展之時，龍一拜訪了伏見區政府的福利辦公室，向工作人員講述自己的情況，並詢問在自己復職之前，能否領取生活援助金。然而，得到的答覆卻是否定的：「你具備勞動能力，請努力工作。」
沮喪的龍一無奈之下聯絡了照護援助專員。專員遂向有關部門瞭解情況，對方卻未說明無法給予生活援助的原因。
照護援助專員向龍一介紹了社會福利協會的貸付金制度。然而，由於該制度的實施需要提供擔保人，龍一以「不願給親戚朋友添麻煩」為由拒絕了。
君枝夜不能寐的生活仍在繼續，龍一心想，這樣即使自己復職也無法正常工作。9月，龍一正式從派遣公司離職，從10月開始的3個月時間內，龍一依靠失業保險金維生。
離職後，龍一又再次拜訪福利辦公室，表示「自己想在家對母親進行家庭照顧，能否領取生活援助金」，對方卻以目前龍一已領取失業保險金為由，再一次拒絕了龍一的請求。
為節省開支，君枝接受日間照顧服務的頻率由每週五天減少為每週兩天，照護服務的自付費用被控制在每月1萬日圓左右。與此同時，龍一前往就業辦公室，試圖尋找能夠兼顧照護的工作，卻沒能如願。
到了12月，失業保險金的發放時限也到了，龍一無法繼續領取。此後，他便開始使用信用卡貸款，君枝的日間照顧服務也中斷了。年末的時候，龍一勉強湊出3萬日圓，支付了一個月的房租。
此時的龍一感到內心絕望，自己已無法再籌到更多的錢了，除了一死別無他法。
然而，當龍一把這個想法透露給君枝，母親卻表示：「我想活下去。」
因此，龍一堅持著過完12月。新的一年開始了。
2006年一月下旬，龍一收到上個月日間照顧的帳單，共需支付3600日圓。龍一使用信用卡貸款的一萬日圓支付費用後，剩餘的錢加上龍一身上的現金總共只剩7000日圓左右。這樣一來連二月分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已經無法繼續在這個家住下去了。我只能帶著母親離開這裡去尋死。」
現在住著的房子是親戚們以便宜的價格租給自己和母親住的，龍一萬念俱灰之下，給親戚們留下了遺書。
如果能活下去就好了啊......
1月31日早晨，和往常一樣，龍一買了麵包和果汁，和母親一起吃著早餐。那時候，龍一為了節約，自己兩天才吃一頓，而君枝每天吃兩頓麵包和果汁。
隨後，龍一想著，結束生命之前，最後再帶母親去一次充滿著家人幸福回憶的地方看看。龍一把刀和繩子裝進背包，隨後拉下電源總開關，便帶著君枝出門。母子倆出發前往河原町一帶，那裡正是龍一出生長大的地方。
龍一和君枝坐著京阪電車到了三條站。下車後，龍一推著母親的輪椅，到遊人如織的新京極街散步。途中經過了從前全家人每月會光顧一次的電影院，還經過了電影散場後，全家人曾一起吃晚飯的餐廳。
龍一與君枝興致勃勃地追述著往事，母子倆都由衷地感到高興。龍一心想，這樣的快樂能再持續一會兒就好了，如果能活下去就好了啊……此時商店街熙熙攘攘，人來人往。龍一低頭注視著母親，默默地推著輪椅，始終無法正視路人洋溢著笑容的面龐。
晚上七點左右，君枝對龍一說：「我們回家吧。」
母子倆坐上電車，回到了伏見區。下車後，為尋找自殺的地點，龍一在附近徘徊好一陣。
途中經過自家公寓，望著一片漆黑的屋子，龍一突然生出「想要回家」的念頭，然而他還是強忍住淚水，離開了公寓。
隨後，母子倆便來到桂川的河灘上。
除了被告，照護與生活援助制度也應該接受審判
審判時，檢方陳述了龍一的如下供述：「雖然我親手奪去媽媽的生命，但如果還有來世，我還想做媽媽的孩子。」
對此，檢方甚至站在被告人的立場，向法官表示：「聽聞被告的犯案經過和作案動機，不得不令人同情。」
審理該案的男性法官在被告人提問環節提到，目前照顧殺人案件屢見不鮮，就這一現象的緣由詢問龍一的看法。對此，龍一表示：
「如果想要盡可能不給他人添麻煩努力生活下去，那麼必須捨棄一些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如果自己也已走到極限，那麼除了捨棄生命之外，就別無他法了。」
2006年7月，法官宣布，判處龍一2年6個月有期徒刑，緩期3年執行（求刑為3年監禁），判決得以最終確定。
法官對緩刑判決的理由進行說明：「我們相信，被害者對被告人抱著感謝的心情，而絕非怨恨。可以推測被害人並不希望被告人被施以嚴懲，而是希望他今後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宣判後，法官對當前家庭照顧的現狀提出意見：「本次接受審判的，絕不僅是被告一人。同時還應追究我國照護制度和生活援助制度的責任。」
隨後，法官對龍一說道：「就算是為了你的母親，你也要努力，幸福地生活下去。」
龍一抬手拭去臉上的淚水，答道：「謝謝您。」
一連串的悲劇
媒體對該案的審判情況進行報導之後，許多人對君枝生前最後的時光及龍一的境遇表示同情。然而，審判結束後的龍一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們依舊不得而知。
相信在案發近十年後的現在，龍一能夠更加冷靜地回憶當時的情況吧。現今，因照護導致的悲劇不斷重演，與過去相比未見任何改善，就這現象，我們也想聽聽龍一作為當事人的看法。
我們的報導以照顧殺人案件為主題，實現對龍一的採訪對於取材來說是相當有必要的。相信很多人都想聽聽作為案件當事者的龍一的想法，也想進一步瞭解他在案件結束之後的生活。
現在的龍一，究竟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呢？2015年7月初，我們首先與當年為龍一辯護的男性律師取得聯繫。
律師這麼答覆我們：「說實話，案件結束後，我就再沒和龍一先生見過面、交談過了。」律師的工作很忙，即使是受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審判結束後，律師的職責就已完成，多數律師便不再與當事人繼續保持聯繫。
「每次接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時，我都會將採訪的主旨等內容寫在信裡寄給龍一先生，但是從未收到回覆。一年前，電視臺聯繫我，表示想對龍一先生進行採訪，於是我又寫了信向他說明情況，然而信件卻因收件人不明被郵局退回。」
律師猜測，也許龍一大約在一年前搬了家吧。他告訴我們，自己並不清楚龍一現在的住處。
這次我們試著尋找龍一的一位親屬，這位親屬的名字曾出現在案件的資料中，他目前居住在京都府內。我們設法得知他的住址，登門拜訪時，迎接我們的是一位老年男性。當告知他我們是記者時──
「關於那件事，我已經全都忘了。沒什麼可說的。」他這麼說著，作勢便要關門。
我們立刻表明此次採訪的主旨。「請問龍一先生現在住在哪裡呢？我們想要和他談一談。」
老人聞言，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採訪他是不可能的。」
然後便陷入沉默。過了一會兒又說道：「龍一已經不在這個世上了。他去年就死了。生病死的。」
「龍一先生真的已經去世了嗎？」
「我現在也正在整理自己的心情，想要把那件事徹底忘記。我不想再說了。」
「案件發生後，龍一先生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龍一一直活在自責和悔恨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面對我們對龍一去世情況的詢問，老人拒絕進一步回答。一週後我們再次拜訪老人的家，得到的仍是同樣的答覆。
至此，採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據目前所知，我們已無法與龍一直接對話。並且，龍一的病情、臨終前的情況均無從得知。
為瞭解龍一生前最後的時光，我們來到龍一過去居住的，位於伏見區的公寓，對公寓周邊和龍一的熟人進行走訪。但是，沒人知道龍一的消息。
自開始對案發後龍一的生活軌跡進行調查以來，已過去十天有餘。就在那時候，我們拜訪了居住在京都市內一名與龍一相識的男子。我們告知他龍一已經去世的消息後，他沉默不語。從這位男子口中，我們得知了龍一在案件審判後所生活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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