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個警察之後…7萬員警的心聲:該守護的是「警察本身」非高層的執法尊嚴

書摘

編按:2019年7月3日24歲員警李承翰在處理鄭姓男旅客補票衝突時,遭鄭男以工作用尖刀刺傷腹部,急救後傷重不治而殉職,政府頒發褒揚令與行政院一等楷模獎章,追贈李承翰為二線一星巡官,警政署也承諾要改革,但事件落幕之後呢…

以下內文摘自《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作者王惀宇現為派出所員警,縱使長官希望他不要再寫了,他以「找回每一個員警的尊嚴」為職志,堅持為第一線發聲。

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永別了,穆罕默德,我們會為你復仇。我們今天為你流淚,我們將讓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流淚。」──突尼西亞人,在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葬禮上看著李承翰被刺的畫面,我的心中滿是問號。

為什麼要他去處理這種補票糾紛?為什麼他會站在那個位置?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去?為什麼後續沒有支援?為什麼?為什麼?……

所有的悲劇都不是「個案」

警察體系存在著很多問題:勤務編配、警力運用、安全觀念、訓練資源等等,也一直有人探討當中的問題。然而,還是有無數警察因為這一些問題而倒下。

警政署長事後召開會議,表示要提升「執勤安全」及「執法尊嚴」。但為什麼這些事情一直在發生?為何大家不願重視執勤安全?

因為,這個制度並不重視。它讓其他的價值與規則凌駕在生命之上,使我們相信所有的悲劇都是「個案」。

「你們警察好可憐喔!」每一次有人這樣說時,我都充滿疑問。

如果真的覺得我們好可憐,那為什麼還要讓我們陷入這種可憐的局面?當把種種問題都讓警察承擔時,警察就只能成為所有問題的祭品。

在李承翰案件發生後,台鐵公司表揚員工「沒有乘客死亡」,但在這過程中,明明死了一個警察,卻彷彿與台鐵無任何關係。至於要如何增進公共運輸安全?卻仍是將它推給警察,「要求警察提高見警率」、「增設巡邏箱」。

在台灣,似乎許多事情都變成警察的責任。

銀行被搶了,是警察沒有顧好銀行。學校裡發生霸凌,是警察沒有進入校園巡邏。廟會造成的交通壅塞,是警察沒有好好疏導的錯。

然而在國外,他們不會把這些事情當成是警察要負責,甚至他們認為不該讓保護公共安全的警察,幫私人企業收拾善後。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更進步了嗎?

2018年,日本東海道的新幹線發生一起無差別持刀殺人的事件。事件發生後,所有的日本鐵路公司不但增加保全配置,並規劃保全一同乘車戒護。

他們還訓練員工防身術,進行對抗歹徒的狀況演練。司機與乘務員身上都配備強力手電筒與辣椒噴霧。車廂內也新增防護盾、刺叉與急救用品,讓員工都熟悉裝備的使用。而後日本政府進一步修改《鐵道運輸規程》,禁止乘客攜帶未包裹的刃物。

但台灣的鐵路公司與警政署做了什麼?事件過了一年,我們還看到列車長未配備防身噴霧的新聞。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並沒有更進步。

沒有增加避免危害發生的制度與措施,只是繼續讓基層警察做這些無謂的工作,讓原本應該承擔責任的人迴避責任。

眾人繼續高喊「維護警察執法尊嚴」,但也繼續讓基層警察處於毫無尊嚴與保護的職場。

我們應該守護的是「警察本身」,而非高層的「執法尊嚴」

然而,警察之死,不是執法尊嚴的問題,而是人性尊嚴的問題。

一審的判決結果出爐,鄭姓嫌犯無罪,社會輿論譁然。

警政署公開表示「全體警察無法接受」、「呼籲檢察官上訴,維護警察執法尊嚴」。許多人也紛紛湧入警政署的臉書專頁,聲援警政署的公告。

但我的內心感覺空虛、疑惑。

為什麼警政署變成正義之師?警力不足、裝備不良、訓練不夠,一個本該是台鐵自己要處理好的逃票糾紛,卻導致警察白白犧牲,這不都是警政高層導致的局面嗎?

我完全不在乎警政署在我死後,找了多少律師上訴。我只在乎它在我活著的時候,給我夠多的資源

不要在我執勤的時候沒有防彈衣穿、不要讓我一個人面對危險、不要讓我睡眠不足去處理事故、不要檢討我沒有積極作為、給我足夠的訓練時間與課程……這些對我來說,價值超過所有撫卹金。

判有罪的話,就不會有下一個案例發生了嗎?把罪犯槍決了,警察執勤安全就得到保障了?每宣判一件死刑,裝備就升級、警力就提高、警察就更有尊嚴?

我們應該守護的是警察尊嚴,還是警察本身?他們口中的「執法尊嚴」,能保護基層員警面對現場的危險,還是只是滿足自己的虛榮,並掩蓋無作為的事實?

在台灣,七萬個員警公民的心聲,有人知曉嗎?

在一些基層員警的眼中,警政署的公告,是多麼讓人心寒。它沒有回答許多人一直在意的疑問,也沒有回應許多人高喊的改革。

說要採購更多裝備,結果連防彈衣都有問題。說要增加訓練,結果地方政府還是沒錢辦訓練。說要規劃情境模擬,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足夠的配套,大家還是只能照套路走。

一邊大呼司法判決不公,一邊迴避行政機關該有的責任。一邊說要捍衛執法尊嚴,但實際上卻不在乎員警的尊嚴。

高層只是一如既往地掌握話語權柄,繼續代言「全體警察」,讓各種不同的聲音消失罷了。

在國外,警察機關就只代表著機關的立場。員警個人的言論與思想自由仍受到保障,更多是由員警結社,代表警察「作為公民」的立場。

但是在台灣,七萬個員警公民的個人意志,就被一篇貼文給取代了。真正屬於基層員警的想法,有人知道嗎?

比起制裁犯人,我更在意基層員警該怎麼辦

我走進一間超商買晚餐。「警察被殺,居然判無罪。法院真的很可惡耶。」當我結帳時,店員這樣說。

「目前也沒辦法,上訴可能就會翻盤了吧。」我聳聳肩。

店員愣了一下。他大概可能以為我會義憤填膺,覺得這社會沒救了,全世界都對不起警察吧。

那麼,我是怎麼想的?雖然我也對判決感到困惑,然而比起要如何制裁這個人,我更在意的是,我們基層員警該怎麼辦。

如果我自己有上級所謂「警察尊嚴」之類的東西,它不會脆弱到被一個殺人犯給摧毀。

我對社會的期待、民主的期盼,不會被一個判決給顛覆。

挪威能,台灣能嗎?

2011年的挪威,發生了他們自二戰後最嚴重的攻擊事件。

一名極端主義者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工黨青年團辦的夏令營持槍掃射,連同他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大樓放置的炸彈,總共造成77人死亡的慘劇。

但事發後,挪威人並沒有要求要將布雷維克處以極刑,也沒有指責彼此。

他們雖然在案發後發起大規模的遊行,但僅僅是將花撒在道路上,哀悼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讓我們像過去一樣關心彼此吧。」面對布雷維克的仇恨言論與暴行,挪威人不散播仇恨與製造對立,而是以正常生活和團結作為報復。

無論皇室與官員、媒體與人民,他們自己也發現挪威出現問題了。但比起如何處理那個瘋子,他們更在乎彼此,並關心「我們的社會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美國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曾拍過一部紀錄片,訪問兒子遭殺害的父親,不斷追問,他是否想要對布雷維克報復。

最終,那一位父親打斷了他。「我不想墮落到跟他一樣,自以為有權利殺人。」

「對暴力的正確解答,是更多的民主與開放。」挪威時任首相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說:「如果一個人能製造這麼多的恨,那想一想,我們團結,能創造多少愛?」

挪威的在野陣營也未對執政黨進行攻擊,保守黨發表聲明「我們都在哀悼」。第三大黨進步黨黨魁表示:「這一天,所有進步黨員都是工黨青年團員。」

當然,挪威人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布雷維克。2015年,他申請就讀奧斯陸大學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但最終校方決定讓他就讀,不過不讓他進入校園或當面接觸校方人士,而接受他的申請,也僅是為了維持學校的教育精神。「這是基於為我們大學考慮,而不是為了他。」

挪威人不會為了一個極端分子,改變自己的信念。

「現在挪威終於回到從前。我們不再是受害者了。」奧斯陸大學學生代表在接受BBC採訪時如此說。

那麼,台灣呢?

我們是否也能在事件發生後,關心我們的台灣怎麼了?

我更想要關心我的同事們是否都能平安地下班?

我們的警政系統,是否能給員警更好的勞動環境?

我們的救護系統,是否能負荷現有的緊急需求?

我們的衛生系統,是否能讓這些人獲得最好的照顧?

我們的社福系統,是否能支撐這些家庭,不至於崩潰?

我們的司法系統,是否能公正審判與顧及被害人的權益?

我們的教育系統,是否能傳播良知與公民素養?

……我們的台灣社會,是不是能一起團結度過難關?

我們能從自己的周遭開始改變嗎?

如果我們羨慕先進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制度,並希望台灣擁有那樣的公民社會,我們是否能從自己的周遭開始改變呢?我想讓台灣警察與社會有更好的想法與意志,不會被這些惡意所動搖。

當然,我也會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犧牲者。

我每天上班,也想著自己可能會在下一刻遭遇橫禍。眼前的那個人,下一秒可能就會掏出一把刀來。可是,如果我在這裡結束生命,對方到底有沒有病、法院會如何判決,已經與我無關了。

對我來說,有充足的訓練、完善的裝備、能夠支援的人力,同時大家遇到狀況時都能保持警覺,並能擁有正確回應的體力與精神,比對方有沒有被處死更重要。

如果我們願意更早瞭解問題的原因,並及早建立更安全的制度,是不是就不會有更多悲劇發生了?

隨意把人奉為「英雄」,是不合理且邪惡之事

隨意地把人奉為「英雄」,其實是件不合理,甚至是邪惡的事。這表示我們把一切推給了那些人,自己卻躲在安全的地方看著一切發生。

「英勇殉職」不是警政高層能拿來宣揚的徽章,而是奇恥大辱的汙點。它代表我們沒能守護口口聲稱「最重視的弟兄」,反映的並非警察的英勇,而是警政的無能。

高層真的知道基層員警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嗎?他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多,但為什麼不做呢?

事件發生後,警政署大肆宣揚改革氣象,並開會討論基層員警的意見。

但那次的會議,我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我明白這場會議長官想要的是什麼,也正如我一直明白的一樣。他們不是想要「基層的意見」,而是想要「他們認為基層會有的意見」。

最終,警政署想守護的,還是他們希望的警察形象,那個不可侵犯的執法尊嚴,而在制度中的基層員警,卻一直被忽視

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然而,這一些問題還是存在。

而不斷累積的問題,最終讓整體更為扭曲,並使我們付出代價。

要避免員警的悲劇再次發生,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們的勤務結束了,但國家的義務可沒結束。

back to top
navbar 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