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小農》422世界地球日:從報社到小農 誰說你不能改變世界?

努力小農

1990年是我生命轉捩的一年,1月3日父親過世,因為在家守喪,所以幫忙做了許多與地球日Palo Alto總部聯絡的工作,不小心竟成了台灣地球日的協調人,當時工作的中時晚報余範英發行人體諒我,也為了中國時報40週年慶,她贊助了地球日,4月22日在中正紀念堂,白天是「生態博覽會」,晚上是華視轉播地球日晚會,和全球輪流播出。

1990地球日由藝術家楊英風的「常新」作為永續生生不息的象徵。(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我找了陳玉峰寫晚會的腳本,和背景多媒體電視牆照片編輯的影片,主持人是胡因夢和李立群,舞台監督是表演工作坊的賴聲川導演(次年他的「非要住院」還捐了10萬元給1991地球日),當天演唱的有潘越雲、潘美辰等,還有張雨生,當時他在陸光藝工隊服兵役,他告訴我可以來唱,但是不要唱「我的未來不是夢」,我回答,這是地球日,你想唱什麼就唱什麼吧!

剛結束學運活動的台大環保社同學幫忙砸爛布置了一輛廢車,在中正廟吸睛。(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可惜安排張雨生唱壓軸,因為422當天晚上快結束前,廣場上忽然狂風暴雨,舞台穩立音響的電視牆被吹倒,壓到下面的鼓手,當場血流如注,草草結束了演出,所以張雨生沒上台,就是老天爺嘩啦啦的雨聲,代替了雨生的歌聲。

當晚我在暴雨中大笑,因為我請蘭嶼達悟族來台北表演傳統頭髮舞、戰舞,在表演戰舞時,達悟老人出口譴責大島的頭目李登輝把核廢料丟到他們家裡,我還記得老人說,不論皮膚的顏色,不論是什麼人,都不可以以大欺小,我們不用核電,但是你們卻把核廢料丟到我們家裡。當場全國聯播節目把這段話廣播出去。事後,當然是一陣不小的風波,但是我也無怨無悔。

10個子車的垃圾堆出個台灣的造形。(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1990台灣地球日海報,被削皮的地球,由獸醫師祁偉廉繪製。(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當年的達悟青年郭建平(右)和老人、族人來台北參加地球日活動,晚上的表演,他當翻譯,把老人對李登輝的核廢料滅族抗議如實翻譯出來,這是我認為1990年地球日唯一最有意義的事。(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地球日就是串連各地反公害而起的,1990地球日保持優良傳統,串連各地反公害團體一起遊行示威。(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多重巧合

因為舉辦地球日,讓我和環保運動無法切割,基於利益迴避原則,我選擇環保運動,而放棄了記者工作。

宗教瑜珈團體參加地球日。(圖片來源/環保弘法師粘錫麟)

1990年12月24日我的女兒在榮總出生,這一年初我才在這裡送走了父親。巧的是我女兒的陰曆生日竟和父親是同一天,冥冥中有很多是註定的。

為什麼會和地球日扯上關係?1989年5月,如果不是為了調查一起疑似多氯聯苯中毒案,我帶著患者的血液樣本去熊本大學檢驗,我就會去北京採訪學運,當年我爭取去,而且我在1988年就已經去過北京採訪過;如果去了北京,我就不會參加7月初的美國亞洲協會舉辦,我老師林俊義帶團的「美西環保之旅」,也就不會訪問1990地球日國際總部,也就沒有後話了。

只能說這是一連串的巧合把我和地球日綁在一起。由於有主流媒體的造勢,所以第一次的地球日聲勢浩大,中正紀念堂楊英風常新不銹鋼雕塑,以及台大環保社用10輛垃圾子車的垃圾堆起的台灣,以及一輛被砸爛的破車(復刻1970年地球日印象)的畫面,登上許多國際媒體的版面。這也是台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的第一次以民間團體身分加入國際環保運動。(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是1972年才成立的)

當年地球日堅持非政府、非政治,所以我們婉拒環保署參加,這和現在環保署主辦地球日活動大不相同。因為1970年地球日催生了美國清潔空氣法案,和環保署,以及後來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當年舉辦遊行的大學生(多為嬉皮),更是不甩政府,到1990地球日,這些嬉皮變成了雅痞,還是繼續監督政府。為了延續地球日的精神,我們在台灣也不讓政府參與,沒想到這也幫了台灣一個忙,因為當年中國政府要求地球日要把台灣放在中國名下的一省,地球日拒絕了,因為地球面前人人平等,更何況台灣是個個人在聯絡組織的,完全是非政府的,中國政府無權干預。

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用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加入了國際環保運動,一切都是秉持地球日的精神與原則。

地球日4月22日,只是個巧合

地球日的發生也是一連串的意外,因為在1969年8月15-18日的一場和平與音樂反戰活動(Woodstuck胡士托音樂會),集結了各地參加的大學生,他們反封建、傳統,自稱花童(flower children),嚮往自然,加上當年環境污染嚴重,河川都會著火,空氣污染嚴重,行人都要戴著防毒面具出門……,再加上當年《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啟蒙,就沛然形成了新興的環保運動。

這群結束了Woodstuck音樂會的大學生回到各自的學校,認真討論如何讓保護環境的訴求被各界重視,決定串連發動真正的地球日應該是4月21日,19世紀美國自然運動領袖John Muir的生日,但是為了配合星期三是美國各大學的校外活動日,又在春假和期中考之間,可以舉辦大規模的遊行運動,所以選了4月22日。

而台灣地球日除了媒體外,還有潛在的社會力量推波助瀾。1990年的3月的野百合學運,佔領了中正紀念堂(或中正廟),要求廢止萬年民代(立委、國代),激起了千層浪,3月16-22日,一週的示威達成了「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推動了解嚴後真正的民主轉型。

我當記者,每天採訪這場學運,認識了不少學生,學運結束後,他們就跑來幫我弄地球日,所以我們串連各地的反公害團體,在各地發起反公害遊行,因為1970地球日就是美國反公害串連大遊行。

地球日在台灣33年,我的命運也和地球日綁在一起,雖然現在辦的地球日活動非常多,多半是淨灘、路跑,或是找名人演講。今年的地球日,沒有遊行,沒有晚會,我貢獻了這3年來的努力,幫助台灣的小農聚在一起,為土壤種碳開始,成為國際減碳運動的一員,還可以成為企業ESG的投資目標,這是一件小事,但每個人累積起來,就能改變這個世界。

Who says you cannot change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