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
R. James Breiding，著有《瑞士製造：瑞士成功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和《小而不能倒：為何一些小國能超越大國以及它們是如何重塑世界的》。
繼美國眾議院順利通過兩黨達成協議的債務上限法案後，參議院也於當地時間1日晚間表決通過，現在只待總統拜登（Joe Biden）簽署。
其實從1960年代以來，美國已經提高本國債務上限78次了，這次國會又批准，最新的最後一分鐘協議就有79次了。在曼哈頓離時代廣場不遠的地方有面牆，牆上那塊看板大小的顯示幕就是國債鐘，它會一直更新著國債數額。
34年來美國國債已翻11.5倍
自1989年落成以來，這座鐘的顯示的數字一直在無情的跳升，從2.7萬億美元開始提高到如今超過31萬億美元。美國和全球經濟從未如此債臺高築過，而自2000年以來，全球債務存量已經從87萬億美元飆升到今天的300多萬億美元，這一增速幾乎是世界GDP增長速度的兩倍。
那拋開當今每次伴隨的美國債務上限上調的政治作秀、陰謀詭計和邊緣政策不談，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甚至減緩國債鐘的數字增長呢？
瑞士立法限制政府開支及借款，成功踩死了債務煞車
瑞士在世紀之交設計了一個名為「債務刹車」的解決方案，要求聯邦政府在一個經濟週期內平衡其預算。為了應對1990年代不斷增加的公共債務和反復出現的赤字，一群瑞士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開始宣導修憲以限制政府開支和借款。2001年瑞士政府呈交了債務刹車提案並在全民公決中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使之成為了該國憲法的一部分。
這項措施產生了驚人的效果。自它頒佈以來瑞士政府債務總額相對GDP的比率已從30%下降到了20%，而在同一時期的英國（186%）、日本（227%）、美國（123%）和其他國家的債務則膨脹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
而瑞士的債務刹車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有著一個簡單但令人信服的目標：通過防止政府花費它還沒到手的錢來限制公共債務增長。此外由於它被寫入了瑞士憲法，因此具備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很難被廢除或修改。同時它提供了一個可以衡量進展的清晰基準，使民選官員更加對他們所代表的公民負責，並消除了他們為確保連任而增加債務同時將還款負擔轉嫁給後代的誘惑。
與此同時，債務刹車並不是一種束縛，它還包含了自動和反週期穩定器，允許在像是新冠疫情危機等經濟疲軟的時期出現臨時赤字並鼓勵在經濟向好時償還債務。
美國人的利息支出還是為瑞士人的15倍
如今瑞士享有在這個借貸成本不斷上升的世界中舉足輕重的AAA信用評級。在當前的債務和利率水準下，美國納稅人的利息支出約為瑞士納稅人的15倍。在瑞士人借此騰出資源投資於教育、研究、兒童保育和其他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之時，美國納稅人的孫輩們卻必須在毫無得益的情況下償還債務。
沒有人可以否認代際社會契約的重要性：老年人將自身的傳統和智慧傳給年輕人，而年輕人則帶來新鮮的觀點、理念和技術進步。德語中的schuld一詞除了有債務的意思，也有內疚的意思，這是一種提醒我們要信守承諾的道德同義詞。
雖說美國的憲法確實比瑞士的憲法更難修訂。但是美國的創建者們都將公共債務的積累視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他們認識到過度負債會給後代帶來負擔，威脅經濟穩定並損害國家獨立。他們知道正是過度舉債導致了羅馬帝國、法國君主國、荷蘭共和國和西班牙帝國的衰落。其成因往往雷同：昂貴的戰爭和奢侈的開支。
相比之下美國的創建者們相信財政責任的重要性，主張限制政府開支，避免過度負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認為政府應當在符合嚴格條件的情況下才有權力借錢，也就是說債務的產生應該總是伴隨著消滅它們的手段。而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相信「為了維護人民的獨立，我們決不能同意統治者讓我們背負長期債務。」
給美國公民一個決定的機會
考慮到這一目標，美國憲法設計了分權制衡機制以防止權力被濫用，這其中包括不負責任的財政行為。雖然憲法制定者將財權（為聯邦政府徵稅和支出公款的能力）交給了立法部門，但他們的意圖是確保對支出的監督和控制。
自1787年以來美國憲法只進行過27次修訂，而瑞士憲法則是定期修訂的。但一個嚴格且具有挑戰性的過程意味著更大的合法性。這就是85%的瑞士公民投票贊成納入債務刹車時的狀況，也應該讓美國公民有機會去決定他們是否能獲取類似的東西。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林伶潔編輯校稿。
